
纵观人类历史,使社会成员能够共同生活、摆脱混乱的漩涡并建立文明秩序的最根本支柱,是一份关于安全与正义的隐性契约。为了建立安宁的秩序,在生命和财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展望未来,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和一部分自由让渡给一个共同的更高权威。我们称为国家的这个庞大机制,正是这一社会契约的产物。然而,这种让渡只有一个正当条件,而且这个条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适用:统治者必须成为被统治者的保护者。
所谓保护者,从词源上看,其含义深远、涵盖广泛,指的是保护、照料、庇护民众,使他们在正义的庇荫下安稳生活的人。一个国家的官员,其正当性来自肩负的保护职责,以及为人民伸张正义的程度。职位与头衔是暂时的,为社会带来的安宁才是长久的。然而,权力的本性既凶猛又贪婪。如果不以伊斯兰所界定的道德、良知和法律原则加以约束和规训,权力就可能成为人类最危险、最具破坏性的弱点。正是在这一微妙的转折点上,本应成为社会最可靠的避难所和守护者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变成历史上最大的威胁,也就是掠夺本国人民的“强盗”。
国家官员和管理者的首要职责,不只是维持官僚机器运转、征税,或建立空洞的权威来炫耀力量。在古老的法哲学和伊斯兰文明的治理观中,统治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护人们的权利。被视为伊斯兰法核心的教法宗旨,将治理的基本职责建立在五项必保价值之上,也就是必须保护的五项基本价值。它们是:保障生命、财产、宗教、后代和理智的安全。
这五项基本要素,是社会生活的氧气。生命得不到保障,人们就无法生产;财产得不到保障,就无法经商;宗教与理智受到压制,就无法思考,也无法让后代安稳地走向未来。保护者就是制造、分配并守护这种生命之氧的卫士。只要他们维护正义,将法治置于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之上,社会就会安宁、丰足,充满信任。挡在人民身前,抵御强盗、暴君和恶霸,是这一公职的荣誉、操守,也是其存在的目的。然而,一旦掌权者开始逾越神定与人伦的界限,背弃所受的托付,这一神圣纽带便会断裂,社会也将陷入窒息。
如果那些拦路抢劫、盘踞山野、无视权利与法律、掠夺他人血汗的强盗来自外部,要与他们斗争还相对容易。因为敌人是谁很明确,战线在哪里很清楚,社会知道自己要与谁作战。然而,最大、最隐蔽、最具破坏性的危险,是那些负有保护职责的人,也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人,亲自干起强盗的勾当。这不是堡垒从内部被攻破,而是守卫堡垒的卫士亲自洗劫了堡垒。
一个背离正义、不再把法律当作公平的天平,而将其变为镇压反对者和弱者的工具的政权,是在亲手毁掉自身的正当性。这个因权力毒害、缺乏任职能力与傲慢而腐化的体制,不再为人民遮风挡雨,反而变成觊觎人民财产、劳动成果和未来的庞大剥削机器。在这个失序时期,争取权利者被噤声,受压迫者的呼喊穿不过宫墙,被剥夺权利的现象也逐渐被视为“正常”;这一切都在社会结构中留下无法修复的道德与社会创伤。对权力的崇拜、牟取不义之财和一夜暴富的欲望,如瘟疫般在社会中蔓延。
在一个国家,本应主持公道、保护受压迫者的人,一旦成为不公与暴虐的源头,人们就会陷入人类历史上最无助、最黑暗的处境之一。用古代智者的话来说,这就是“连盐也变质了”。盐原本是防止食物变质、腐烂的东西。而能够防止社会在道德、经济和法律上败坏、阻止其腐烂的唯一解药,就是伊斯兰的正义与法律。
然而,如果腐败已经蔓延到法官的袍服、警察的警棍、管理者的笔和国家的预算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本应净化社会的盐本身已经变质,那就意味着,再没有任何人为的手段能够挽救这个社会机体。当我们的保护者沦为强盗,普通人不仅会陷入物质贫困,其生活还会成为精神、思想和道德上无法承受、不堪忍受的重负。一个失去对正义的信念的社会,也会失去对未来的信念,瓦解便不可避免。
归根结底,国家能否长存、文明能否延续、社会能否安宁,取决于保护者面对强盗时能否保持毫不妥协、有骨气且公正的立场。任何不以伊斯兰道德制衡权力、不以伊斯兰法约束职权的制度,终究注定沦为一片连盐都会变质的沼泽。唯有在正义的天平不偏不倚、保护者只忠于公理的秩序中,人们才可能过上符合人的尊严、顺应天性而又安宁的生活。
还有一点绝不能忘记:对世间全人类而言,最终且不可动摇的唯一庇护,只存在于真主所确立的神圣秩序之中。任何不遵守伊斯兰所划定的禁戒与许可界限、将自己的私欲置于法律之上的人,无论在今世还是后世,都无法获得解脱。任何不以真主的正义为根基、践踏祂所设界限的政权和权威,也都无法在人间建立持久的正义。解脱之道,在于顺服拥有一切主权的真主,并在人间切实确立祂的正义。
Yakup Döğ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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