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1/2026 10:45
塑造一个国家未来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因为教育是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石。近年来，我国在入学率、教室数量以及教育预算占比等量化指标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教育质量、教学方法和评价考核方面，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显然仍在持续。 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建设社会与文明的努力。当今所需要的教育体系，必须培养出既能从自身文明的根基与价值观中汲取力量，又能接纳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人。不可忽视的是，只重视技术能力和学业成绩、忽视道德与人文价值的体系，会导致个体异化、价值观受到侵蚀。 土耳其的教育体系已经变成一种以淘汰为导向的机制，与其说是在发掘个人潜能，不如说是在让学生准备各阶段的考试。尤其是现行考试制度，将学习与“理解和应用”的过程割裂开来，把知识简化成了在选择题中找出正确选项的能力。我们需要以学生个人成长、项目成果和展示汇报为依据的过程性评价方法，而不是由一场考试决定未来的体制。 考试和作业应当更侧重考查学生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提出原创想法以及迁移运用知识的能力，而非死记硬背的知识。目前实行的高中入学制度（LGS）和高等教育机构入学考试（YKS）等统一考试，引导学生的不是深入思考，而是“死记题型”。可以说，这种竞争性、应试导向的体系不仅削弱了学生的分析思考、综合归纳和原创内容创作能力，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自信心和学习动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教育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机会不平等。家庭收入水平、社会文化资源、学校所处地区以及学校类型的差异，造成了学生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即便是采用相同课程的学校，在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师资质量方面也存在显著鸿沟。MEB、OECD和PISA的数据表明，土耳其各校之间在学业表现和办学条件上的差距已大得令人担忧。例如，从PISA的结果来看，科学高中与职业技术高中之间的成绩差距，数学超过200分，科学超过180分。对于依循相同课程理念开展教学、但在资源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差异的学校，很难谈得上机会平等。事实上，在LGS等统一淘汰机制下，每年都有数十万学生未能进入自己填报的那些被认为是优质的学校。这使学生失去学习动力，并在年纪尚小时便脱离教育。 教师培养机构的课程缺陷、教师准入环节的质量问题，以及教师职业社会声望的下降，也可列为教育危机的表现。教师不是传授知识的“被动角色”，而必须承担“引路人”的职责，滋养学生的好奇心、提出批判性问题，并引导他们的人格发展。否则，教育领域推行的新项目就很难取得成功。 在现行教育体系中，学习并不是消化吸收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现实生活，而成了考试时回忆知识、考后便将其遗忘的机械过程。因此，有必要改变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理念，转向让他们成为善于探究、创造知识和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动主体”的理念。 尽管国际评估指出，我国在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增加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人数方面逐步取得了进展，但在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测评中，表现出色的学生比例仍停留在5%的水平。这远远落后于OECD平均9%的水平。在现行体系中，能够识别测试题正确选项的学生被视为成功者。然而，能够用几句话解释自己所选正确答案的学生少之又少，这也是事实。 根据PISA数据，在“数字世界中的学习”类别中，OECD的平均分为500分，而土耳其以473分略低于这一平均水平。考虑到数字资源在学校之间分配不均，显然这一领域也需要改进。此外，我国的技术教育仍未超越配备设备的层面，信息技术思维、编程和内容创作等活动尚未充分融入课程。 从学校招生条件开始，到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学方法、家校沟通、评价考核和职业技能培养，教育的所有环节都有必要根据时代条件重新调整。如此，学校环境便有望成为一个让公平、诚实、尊重和任人唯贤得到切实践行的安全空间。 近年来实行的4+4+4模式、共12年的义务教育，一方面造成我国农业、畜牧业、学徒岗位和手工艺等方面的人手短缺，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这样一种环境：没有求学意愿、仅因强制要求而上学的学生，妨碍了真正愿意学习的学生。可以说，这一模式也是校园同伴欺凌和其他形式暴力最重要的成因之一。 重新审视教师培养体系，同样是一项重要需求。因为教师是对学校教育成效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因此，教师职业需要实现质的转变。按照实际需求缩减培养教师的教育学院招生名额，并将大学入学成绩要求提高到前10%，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样一来，教师任用过程中屡屡出现的面试舞弊疑云也将得以消除。 土耳其当前的教育问题十分深刻，绝非阶段性调整课程或更改考试名称所能解决。因此，必须将在入学率、教室和教师数量等方面取得的量化成果，转化为质量上的跃升。因为只重视技术能力和学业成绩、忽视道德与人文价值的教育体系，可能导致个人与社会层面的异化，使价值观受到侵蚀。 我国国民教育体系所需要的新教育理念，是一种以理性、良知和创造力为核心的整体性思路：它将过去的深厚积累与未来的需求相结合，既不盲目固守过去，也不疏离自身的价值观。按照这一思路，公平、仁慈、任人唯贤、尊重环境和责任意识等价值，不应仅仅被当作理论课程，而必须成为实际践行的学校文化和品格教育。 关于“整体教育模式”，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整体教育体系应当成为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桥梁。目标不应是将年轻人的潜能束缚在死记硬背的框架之中，而应是培养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使他们能够学习知识、了解不同的选择、提出质疑、创造新事物，并将自己的创造用于造福人类。 当今时代正由数字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信息的快速流动所塑造。面对这一转型，我们不应仅仅充当技术消费者，而应通过提出以人的尊严、环保意识和公平为核心的坚实道德框架，引领这一转型。从死记硬背、文凭导向的体制，转向以人格和能力为中心的模式，不能仅靠修改课程来实现，还必须推动观念、评价考核和学校文化的全面转变。 课程内容不应只是提供现成知识，而应鼓励学生提问、提出假设并开展研究。不应孤立地传授知识，而应采用科学、艺术、哲学与道德相互联系的整体教学方式。 应当摒弃由一场考试决定未来的机械体制，转向以学生整个受教育过程中的成长、项目成果和实际表现为依据的制度。考试和作业应当考查的，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分析思考、解决问题和提出原创想法的能力。 应根据我国的就业需求以及家长和学生的意愿，重新评估近年来实行的4+4+4模式的义务教育年限。尤其应当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学生希望从事学徒、工匠、手工艺、牧羊、农业劳动等职业，而另一些无心学习的学生则妨碍了同班同学正常接受教育。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在缩短年限的义务基础教育结束后，按实际需求确定高中和大学的招生名额，供学生选择。 Hüseyin Yılmaz 教授（博士）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