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独立，不仅在于守住疆界，更在于能够依照自身的价值观，建立自己的法律、治理理念和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如果无法立足自身的信仰、历史、文化和道德积淀来构建制度，久而久之，就会开始依照他人思想体系中产生的法律生活。这样一来，被引进的不仅是法律条文，还有这些条文所依据的关于人、社会、家庭、自由和国家的观念。这会削弱一个民族依据自身价值观思考、凭自身意志决定未来的能力。
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以西方法律为基础，就是这样的历史实例之一。共和国时期于1926年引入《瑞士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以及欧洲其他法律体系中的各项规定，并不仅仅是法律技术层面的变革。这些选择意味着社会传统价值观与国家法律架构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确立。在宪政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可以看到源自西方的国家观与法律观的影响。然而，这里真正需要追问的，与其说是一部法律取自哪个国家，不如说是它以何种价值观为基础，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的信仰相契合。让一个穆斯林社会的法律秩序远离自身的信仰根源，改变的就不仅是法律，还有决定生活的根本准则。
一个社会的法律与其价值观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会削弱社会归属感和共同认同。当人们对于是非、权利、正义和责任的理解与国家奉行的原则发生冲突时，社会与机构之间就会开始产生疏离。人们在私人生活中延续着自己的信仰与文化，到了公共领域，却要面对另一套价值体系的规则。这样的分裂会损害共同的社会意识。信仰与法律、道德与治理、社会价值观与国家原则彼此越是疏远，这个民族自身的文明理念也就越失去影响力。
这种状况也会在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中造成深刻的矛盾。一个人看到自身的价值观在公共生活中得不到体现，久而久之，便会开始把自己的文化看作落后的标志，把外来的价值观视为进步的尺度。这种观念会削弱人们对自身历史和文明积淀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它会侵蚀一个社会对于依靠自身思想资源解决自身问题的信念。如此一来，思想上的依赖就会比政治和法律上的依赖更加持久。人们不再依照自身价值观思考，而是转向依据他人认定的真理思考；不再发展自己的文明，而是转向接受其他文明建立的秩序。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看，法律与正义的根本尺度，不是人们不断变化的思想，而是安拉所确立的律例。 伊斯兰教已经规定了关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权利与责任。一个穆斯林社会若将自身法律建立在与伊斯兰教律例不相容的人为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上，就会形成一种与自身信仰相矛盾的秩序。《古兰经》关于真理与正义的观念，不能屈从于虚妄思想体系的规定。伊斯兰教并不是一种可以按照其他意识形态的尺度来塑造的信仰和生活理念。穆斯林社会的责任，不是让伊斯兰教适应其他制度，而是依照伊斯兰教所确立的原则，建立自身的法律与社会秩序。 因为，把真理与虚妄的尺度混为一谈的观念，会切断社会信仰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宪法不仅是一份规范国家机构的法律文本，也是一项根本性规范，决定着个人相对于国家的地位、社会将依照哪些原则生活，以及政治权力的边界。因此，穆斯林社会的宪法与法律，不应脱离自身的信仰、道德价值观和正义观而制定。法律渊源与社会的信仰价值观之间的联系，不仅是一种文化选择，更是决定文明认同的根本问题。伊斯兰教的正义观要求限制执政者的权力、保护人们的权利，并且也公正对待持有不同信仰的人。
一个民族真正的独立，不仅在于能够选择自己的执政者，也在于能够表达自身的意志，决定要依照何种价值观接受治理。 一个希望建立自身文明的社会，不能满足于施行他人制定的法律。它必须从自身的信仰与原则出发，建立自己的法律、治理理念和社会秩序。对于穆斯林社会而言，这种意志的根本源泉，是《古兰经》的指引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典范。
因为，一个不信任自身价值观的社会，久而久之，也会开始到他人的思想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未来。而一个不再以自身信仰作为生活尺度的民族，则注定只能在政治疆界之内享有独立。
İslam Baş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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