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尊崇的亡者与纪念陵墓——向坟墓求助有违伊斯兰与理性

ٱدۡعُوا۟ رَبَّكُمۡ تَضَرُّعࣰا وَخُفۡیَةًۚ إِنَّهُۥ لَا یحِبُّ ٱلۡمُعۡتَدِینَ 你们应当由衷恳求，暗自向你们的主祈祷。他确实不喜爱越界的人。 （el-A`râf 7/55） 如今，人们展示自我、获得关注的欲望日益强烈，几乎将生活的每一刻都呈现在他人面前，以求赞赏。这种炫耀的倾向，甚至可能渗入祈祷这一人最私密的心灵庇护之所。然而，A‘râf 章第 55 节经文指明了人与神圣者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这节经文不仅教导祈祷的礼仪，也呼唤人认识自身的无能为力，远离炫耀，真诚地归向真主。 从谦卑恳求到虔诚：祈祷的礼仪 这节尊贵的经文中，“谦卑恳求”（تَضَرُّعًا / 恳求、顺服）一词，表达了仆人在至高的真主面前最本真的状态，即自身的无能为力。正如 Fahreddin er-Râzî 所准确指出的，所谓谦卑恳求，就是有缺欠者在完满者面前俯首哀求。因此，只要仆人还没有认识到自身的缺欠与无助，就无法发出真正的恳求。 Elmalılı Hamdi Yazır 则认为，仆人未能处于谦卑恳求的状态，表明他尚未充分认识自身的无能为力，反而自以为了不起、足以自恃；他将其称为“肆无忌惮”和“一种逞强”。 经文中“暗自”（خُفْيَةً / 隐秘地、轻声地）这一限定，则是守护这种谦卑最有力的屏障。Hasan-ı Basrî 曾说：“我们曾遇到这样一些人：凡是在世间能够暗中做的善功，他们绝不公开去做。穆斯林们在祈祷上十分用功，但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祈祷，不过是自己与主之间的低语。” 《古兰经》的另一处经文，通过夜间功修，也具体呈现了隐秘的功修与虔诚之间的关系。经文先提到信士们离开床铺，“心怀恐惧与希望”（havfen ve tamaʿan）向他们的主祈祷（es-Secde 32/16），继而宣告：没有人知道，为报偿他们的行为，究竟有哪些令他们欣悦的事物被“隐藏”起来（uhfiye）（es-Secde 32/17）。A‘râf 7/55 中的 hufyeten 与 Secde 32/17 中的 uhfiye 出自同一词根，这使暗中进行的功修与真主那里珍藏的报酬之间的意义联系更加鲜明。因为暗自祈祷能够守护仆人归向真主时的虔诚，使功修远离炫耀的危险。 现代社会学的重要人物 Erving Goffman（1922–1982）在其经典著作The Presentation...

塑造一个国家未来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因为教育是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石。近年来，我国在入学率、教室数量以及教育预算占比等量化指标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教育质量、教学方法和评价考核方面，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显然仍在持续。 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建设社会与文明的努力。当今所需要的教育体系，必须培养出既能从自身文明的根基与价值观中汲取力量，又能接纳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人。不可忽视的是，只重视技术能力和学业成绩、忽视道德与人文价值的体系，会导致个体异化、价值观受到侵蚀。   土耳其的教育体系已经变成一种以淘汰为导向的机制，与其说是在发掘个人潜能，不如说是在让学生准备各阶段的考试。尤其是现行考试制度，将学习与“理解和应用”的过程割裂开来，把知识简化成了在选择题中找出正确选项的能力。我们需要以学生个人成长、项目成果和展示汇报为依据的过程性评价方法，而不是由一场考试决定未来的体制。 考试和作业应当更侧重考查学生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提出原创想法以及迁移运用知识的能力，而非死记硬背的知识。目前实行的高中入学制度（LGS）和高等教育机构入学考试（YKS）等统一考试，引导学生的不是深入思考，而是“死记题型”。可以说，这种竞争性、应试导向的体系不仅削弱了学生的分析思考、综合归纳和原创内容创作能力，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自信心和学习动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教育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机会不平等。家庭收入水平、社会文化资源、学校所处地区以及学校类型的差异，造成了学生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即便是采用相同课程的学校，在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师资质量方面也存在显著鸿沟。MEB、OECD和PISA的数据表明，土耳其各校之间在学业表现和办学条件上的差距已大得令人担忧。例如，从PISA的结果来看，科学高中与职业技术高中之间的成绩差距，数学超过200分，科学超过180分。对于依循相同课程理念开展教学、但在资源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差异的学校，很难谈得上机会平等。事实上，在LGS等统一淘汰机制下，每年都有数十万学生未能进入自己填报的那些被认为是优质的学校。这使学生失去学习动力，并在年纪尚小时便脱离教育。 教师培养机构的课程缺陷、教师准入环节的质量问题，以及教师职业社会声望的下降，也可列为教育危机的表现。教师不是传授知识的“被动角色”，而必须承担“引路人”的职责，滋养学生的好奇心、提出批判性问题，并引导他们的人格发展。否则，教育领域推行的新项目就很难取得成功。 在现行教育体系中，学习并不是消化吸收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现实生活，而成了考试时回忆知识、考后便将其遗忘的机械过程。因此，有必要改变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理念，转向让他们成为善于探究、创造知识和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动主体”的理念。 尽管国际评估指出，我国在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增加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人数方面逐步取得了进展，但在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测评中，表现出色的学生比例仍停留在5%的水平。这远远落后于OECD平均9%的水平。在现行体系中，能够识别测试题正确选项的学生被视为成功者。然而，能够用几句话解释自己所选正确答案的学生少之又少，这也是事实。 根据PISA数据，在“数字世界中的学习”类别中，OECD的平均分为500分，而土耳其以473分略低于这一平均水平。考虑到数字资源在学校之间分配不均，显然这一领域也需要改进。此外，我国的技术教育仍未超越配备设备的层面，信息技术思维、编程和内容创作等活动尚未充分融入课程。 从学校招生条件开始，到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学方法、家校沟通、评价考核和职业技能培养，教育的所有环节都有必要根据时代条件重新调整。如此，学校环境便有望成为一个让公平、诚实、尊重和任人唯贤得到切实践行的安全空间。 近年来实行的4+4+4模式、共12年的义务教育，一方面造成我国农业、畜牧业、学徒岗位和手工艺等方面的人手短缺，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这样一种环境：没有求学意愿、仅因强制要求而上学的学生，妨碍了真正愿意学习的学生。可以说，这一模式也是校园同伴欺凌和其他形式暴力最重要的成因之一。 重新审视教师培养体系，同样是一项重要需求。因为教师是对学校教育成效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因此，教师职业需要实现质的转变。按照实际需求缩减培养教师的教育学院招生名额，并将大学入学成绩要求提高到前10%，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样一来，教师任用过程中屡屡出现的面试舞弊疑云也将得以消除。 土耳其当前的教育问题十分深刻，绝非阶段性调整课程或更改考试名称所能解决。因此，必须将在入学率、教室和教师数量等方面取得的量化成果，转化为质量上的跃升。因为只重视技术能力和学业成绩、忽视道德与人文价值的教育体系，可能导致个人与社会层面的异化，使价值观受到侵蚀。 我国国民教育体系所需要的新教育理念，是一种以理性、良知和创造力为核心的整体性思路：它将过去的深厚积累与未来的需求相结合，既不盲目固守过去，也不疏离自身的价值观。按照这一思路，公平、仁慈、任人唯贤、尊重环境和责任意识等价值，不应仅仅被当作理论课程，而必须成为实际践行的学校文化和品格教育。 关于“整体教育模式”，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整体教育体系应当成为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桥梁。目标不应是将年轻人的潜能束缚在死记硬背的框架之中，而应是培养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使他们能够学习知识、了解不同的选择、提出质疑、创造新事物，并将自己的创造用于造福人类。 当今时代正由数字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信息的快速流动所塑造。面对这一转型，我们不应仅仅充当技术消费者，而应通过提出以人的尊严、环保意识和公平为核心的坚实道德框架，引领这一转型。从死记硬背、文凭导向的体制，转向以人格和能力为中心的模式，不能仅靠修改课程来实现，还必须推动观念、评价考核和学校文化的全面转变。 课程内容不应只是提供现成知识，而应鼓励学生提问、提出假设并开展研究。不应孤立地传授知识，而应采用科学、艺术、哲学与道德相互联系的整体教学方式。 应当摒弃由一场考试决定未来的机械体制，转向以学生整个受教育过程中的成长、项目成果和实际表现为依据的制度。考试和作业应当考查的，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分析思考、解决问题和提出原创想法的能力。 应根据我国的就业需求以及家长和学生的意愿，重新评估近年来实行的4+4+4模式的义务教育年限。尤其应当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学生希望从事学徒、工匠、手工艺、牧羊、农业劳动等职业，而另一些无心学习的学生则妨碍了同班同学正常接受教育。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在缩短年限的义务基础教育结束后，按实际需求确定高中和大学的招生名额，供学生选择。 Hüseyin Yılmaz 教授（博士）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如今，流行文化和世俗文化所滋养的观念，可能使人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在一个极端，人可能陷入绝望与悲观；在另一个极端，人又可能因取得的成就和拥有的有利条件，抱着“这是我做成的，是我取得的成功”的想法而变得骄纵。 《古兰经》在以下经文中，既向我们揭示了这两种极端，也说明了如何避免陷入其中，成为一个内心平衡而成熟的人：    “如果我们让人享受恩惠与美好，随后又将其收回，他就会彻底陷入绝望，变得十分忘恩负义。 如果在他遭遇困苦之后，我们让他尝到恩典，他就会说：‘灾祸已离我而去了。’此后，他所做的无非是骄纵与夸耀。 但那些坚忍，并为今世与后世行有益之事的人并非如此。他们将获得饶恕和重大的报酬。” （《胡德章》11/9-11） 在这两个可称为“悲观”与“骄纵”的极端之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心理联系。如果一个人的自我认知过度依赖成功、他人的赞赏，以及自己能够掌控事态的想法，那么面对成功与失败时，他就可能反应失度。他把自己看得越高，优越感越强，失败时的跌落就可能给他带来越大的冲击。 打个比方，从两米高处跌落的人，与从十米高处跌落的人，受到的伤害并不相同。同样，一个习惯了事事成功的人，在一次重要考试中失利时，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考试失利本身；他对自己形成的优越感也可能随之动摇。因此，一次普通的失败，在他眼中可能变成威胁整个未来的巨大灾难。 1. 从绝望到忘恩负义 《胡德章》第九节在谈到人失去恩典时，将“陷入绝望”与“变得十分忘恩负义”并列提及。悲观与忘恩负义之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心理联系：悲观使人难以看见自己过去享有、如今仍在享有的无比珍贵的恩典。简言之，它可能使人变得忘恩负义。 人在困苦的影响下，可能忘记安拉过去赐予自己的恩典。曾经拥有的有利条件、得到过的机会，以及至今仍在延续的恩惠，都可能被眼前痛苦的阴影遮蔽。他可能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只剩下这份困苦，除此之外，一切都已无关紧要。 这里的问题，是人把当下的处境泛化、绝对化。困苦来临时，他会想：“以后什么都不会好起来了。”他既不考虑过去拥有的有利条件，也不考虑未来仍有可能再次遇到美好的事。他因一时的损失，就对整个人生作出了负面判断。 2. 傲慢与骄纵：以为恩典永远不变 《胡德章》第十节则讲述了人在灾祸之后获得恩典时的另一种误区。这样的人以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已经彻底消失，于是说：“我摆脱了灾祸，如今终于渡过难关了。”随后便陷入傲慢与骄纵。 当然，获得恩典时感到喜悦，是人的自然反应。经文所批评的，是这种喜悦转变为过度的傲慢、自夸，以及认为自己已得到绝对保障的心态。人以为困苦已经过去，便忘记了人生的无常，误以为自己拥有的有利条件足以保护自己免受一切不幸。 《古兰经》确实指出，富人会误以为财富能使自己永存。（《诽谤者章》104/3）在这种观念中，财富不再只是一种可用的资源，而成为使人产生不朽感和无限安全感的工具。人误以为，自己拥有的财富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岁月的侵蚀，也能逃避生命不可避免的终点。 这里呈现的是一种被舒适、富足和物质条件惯得骄纵的人。他可能不把自己拥有的有利条件看作安拉暂时赐予的恩典，而是将其视为自身优越与强大的证明。财富与权势可能给他带来不切实际的安全感，使他自以为凭自己就已足够，而这又可能使他偏离真理，走向作乱。（《血块章》96/6-7） 我们确实可以在传说中的富豪Karun身上看到这样的例子。他将自己拥有的全部财富归功于个人的才干与本领，而这也使他走向了傲慢与骄纵。（《故事章》28/76-78） 这些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原因是什么？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以为自己当前的处境会永远持续。然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受托保管者。他拥有的财富、健康、力量、地位和其他有利条件，并不是无限且永恒地赐予他的。人也不应忘记，这个世界并非始终安全、可以预知。在人生的进程中，他可能遇到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化，失去原有的某些有利条件；反过来，也可能获得过去连想都不曾想过的恩典。 3. 出路：以坚忍与善功充实人生 人怎样才能避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换句话说，怎样才能在心理上成为一个更加平衡、成熟的人？《胡德章》第十一节指出，有些人不会陷入上述偏差，并由此给出了答案：“但那些坚忍，并为今世与后世行有益之事的人并非如此。他们将获得饶恕和重大的报酬。” 这里的坚忍，不仅意味着忍受困苦，也意味着坚定地走在正道上：面对恩典不骄纵，面对灾祸不绝望。善功则是将信仰与价值观体现在行动中，履行自身的责任，让生活始终以行善为中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感到悲伤、恐惧、焦虑或喜悦。作为人，他们同样会经历各种情绪。但他们不会任由这些情绪完全支配自己的生活。即使偶尔产生骄傲的倾向，或经历失望，他们也拥有能使自己重新找回平衡的信仰与成熟心态。 我们也可以用伊斯兰信仰体系中“在敬畏与希望之间保持中正”的原则，来说明这一问题的出路。“敬畏”指的是由对安拉的责任意识所滋养的畏惧；“希望”则指对他的慈悯与恩惠所怀有的盼望。 人若能保持这种平衡，就既不会沉醉于安全感，也不会屈服于恐惧所带来的、令人心力耗尽的悲观。他会学着在恩典面前不骄纵，在困苦面前不绝望。他知道，自己拥有的有利条件无法带来绝对的保障；但他也明白，遭遇的困难并不意味着自己必须对安拉的慈悯失去希望。 《古兰经》希望人领会的原则之一是：在人生旅途中，你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变化。你可能在毫无预料的时候面对困苦，失去原有的有利条件。《高处章》第97-99节确实对人们自以为不会遭遇安拉的惩罚和意外后果的心态提出了质问。这些经文提醒人，不应因虚假的安全感而陷入疏忽。 由此，人们可以在内心培养出安宁与平和，努力守护自己的精神生活与心理平衡。他们真正的安全感，并非仅仅来自财富、地位、成功或外部条件，而是来自对安拉深切的信仰。安拉的尊名“es-Selâm”与“el-Mü’min”所表达的平安、安全与安稳之意，也在他们对安拉的认识中占有重要位置。 简言之，人既不应以为自己拥有的恩典会永远持续，也不应把遭遇的困苦看作不可改变的命运。应当接受人生的变化，尽己所能，将恩典视为感恩与承担责任的契机，并在灾祸面前守住希望与方向。这样的意识，可以使人免于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为更加平衡、安宁而有意义的人生打开一扇门。 İbrahim Hilmi Karslı教授、博士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当代社会是一个不重视道德、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社会。尽管如此，它仍自称文明、以知识为中心。然而，审视人们的态度与相互关系便会发现，我们之所以面临诸多社会和心理问题与困境，根源就在于道德的缺失。 充分理解道德 道德是一套准则，引导人养成应有的礼貌、仁慈和善解人意的品质。 事实上，正是这些品质使人无愧于人的身份，并使人走向成熟。一个行为、情感和思想都有分寸的人，与他人相处、融洽交往自然十分容易。 因为有道德的人明白，人们在表达观点、展现态度时，应与他人和睦相处、彼此体谅。 他知道，共同生活离不开相互理解与自我牺牲。道德也构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准则。 这些准则不只是理论知识与信息，还能通过学习和实践得到落实，并塑造人的品格。 道德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人们为何还会远离道德？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道德在人的内心扎根，是一个同时形成诸多记忆、知识与行为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必须在健康的环境中，在正确知识的引导和合适之人的培育下展开。这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塑造着一个人真正的品格与身份认同。 因此，用残缺而缺乏根基的知识和观念来传授道德，会阻碍道德的落实，使道德沦为“一种普通行为”。事实上，如果不给予道德应有的关注，不为它奠定基础，就不可能指望它屹立不倒。 因此，道德在未获恰当理解的情况下，沦为无法付诸实践的普通规则，也就无法发挥自身的社会与历史作用。如今，人们之间的关系、行为和思想游离于道德之外，道德则成了依“个人意愿”决定如何践行的规则。 道德处于这样的地位和状态，阻碍了一个关怀人、重视人的价值的社会体系的形成，也使人们失去了在一切事务和行为中自然而然地遵循道德及其他价值体系的能力。 让道德重新进入社会议程 道德一方面是个人的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调节机制。 但首先，道德必须在个人内心扎根，并与思想相联系，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之上。 因为人是具有情感和意志的存在。在个人与他人的一切关系中，道德都是起主要决定作用的准则……因此，道德在人生中的缺席或不足，会引发诸多问题。首先，道德是一种使人具备人之为人的品质的价值与实践…… 所以，我们绝不能任由个人和群体凭喜好决定如何对待道德！正因如此，道德是社会与国家都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 因为道德的缺失，不仅会使人际关系疏离或对立，也是社会体系各个领域出现失灵与败坏的根本原因。 如今，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徇私偏袒、侵吞公产，到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不公正对待以及歪曲事实，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于道德的缺失以及不重视道德的观念。 从这一重要作用来看，道德决定并调节着社会关系与行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价值”。 所谓价值，是促使人依照一定准则生活的精神态度。指望依靠法律规则解决这类问题，并不妥当。因为法律惩罚的是错误行为。既然惩罚无法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无论持何种信仰与思想，我们都必须依靠社会所认同的道德价值来解决道德问题…… 尤其当道德与宗教相结合时，这一价值的力量和重要性就会进一步增强。 让道德主导生活，是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社会现实；让这样重要的社会准则持久延续，是每个人的基本责任。 Prof. Dr. Sami Şener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每一份恩典，都应报以感恩。真主赐予我们的每一份美好，都要求我们向祂致谢，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的主说：“如果你们感恩，我必为你们增加我的恩典。”（《易卜拉欣章》，7）祂由此将感恩与恩典的延续联系起来。然而，对穆斯林而言，最大的恩典之一，就是成为我们尊贵的先知 Muhammed（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教民。如此重大的恩典，当然也需要深切的感恩。 《古兰经》这样阐明这份恩典是何等重大：“真主确已厚待信士，从他们中间派遣了一位先知，向他们诵读祂的经文，净化他们，教导他们经典与智慧。”（《仪姆兰的家属章》，164）。这并非寻常的恩惠，而是极大的恩赐。 而且，他从未忘记我们。在后世，当人人都说“nefsî, nefsî”（我自己，我自己）时，说“ümmetî, ümmetî”（我的教民，我的教民）的将是他。我们的主这样描述他：“确有一位出自你们之中的先知来到你们身边，你们遭受苦难令他难过；他十分牵挂你们，对信士充满怜爱与慈悯。”（《忏悔章》，128）。 那么，身为我们尊贵的先知（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教民，应当如何感恩？ 就是认识他、爱他、让人们也爱他，并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行。就是不满足于只在书本中阅读他的圣行，而要将圣行融入生活。就是以他的品德为榜样，在生活中践行他的仁慈、公正、诚实以及待人的善意。“对于你们之中盼望与真主相会、盼望后世之日，并常常记念真主的人，真主的使者确是你们的美好榜样。”（《同盟军章》，21）。 说我们爱他，当然是美好的。但真正的爱，也要求我们追随所爱之人的道路。《古兰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准则：“你说：如果你们爱真主，就跟随我，真主便会爱你们，并宽恕你们的罪过。”（《仪姆兰的家属章》，31）。我们的先知也说过：“你们中任何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母亲、父亲、孩子及所有人，就不算具有（完满意义上的）信仰。”（Buhârî、Müslim）。可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宣称，而是体现在生活中的优先选择。 如果我们爱我们尊贵的先知（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就应当坚守他的品德，在生活中践行他的圣行，将他带来的真理也讲给别人听，并将他的事业视为自己心中牵挂的事。当有人向我们尊敬的母亲 Âişe 问起先知的品德时，她说：“他的品德就是《古兰经》。”（Müslim）。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古兰经》。我们至少也应当有勇气对着这面镜子，看清自己。 今天，我们应当问问自己：身为先知的教民，我们究竟有多了解他？我们有多忠实于他的圣行？在家庭、工作、经商以及与人交往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他的品德？我们敬爱的先知曾说： “我被派遣，只为完善美好的品德。”（Ahmed b. Hanbel、Beyhakî）。如果我们在家中急躁不耐，在市场上弄虚作假，对邻居冷漠无情，就已偏离了这一先知使命最根本的宗旨。 不要忘记，懂得一份恩典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得它，更在于履行它所要求的责任。身为我们尊贵的先知（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教民，感恩的方式就是沿着他的道路前行，践行他的圣行，并以他的美好品德为人类树立榜样。他是作为“对万物的慈悯”被派遣的（《众先知章》，107）。这位慈悯先知的教民，也应当为身边的人带来慈悯。 愿我们的主使我们不仅在名义上是先知的教民，更能真正具备这份自觉，切实承担这份责任。阿敏。 Kadir Bekil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有些著作不仅探讨写作当时的问题，还影响了后世对宗教、社会与文明的理解。Seyyid Kutub的《路标》就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的核心问题是：伊斯兰在人类生活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穆斯林与《古兰经》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于他们的实际生活。Kutub认为，伊斯兰并不只是个人信仰和宗教功修，而是一种完整的生活观，决定着人的思想、道德、社会关系、法律和治理理念。穆斯林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根源于政治和经济因素，也源于人们偏离了《古兰经》对生活的指引。 Seyyid Kutub是谁？Seyyid Kutub于1906年出生于埃及，是作家、教育家和伊斯兰思想家。他早年从事文学和教育工作，后来转向以《古兰经》为中心的思想探索。他与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建立了联系，在Cemal Abdünnasır执政时期长期被关押。他在被控密谋反对当局的案件中受审，随后于1966年被处决。他的主要著作包括《Fî Zılâli’l-Kur’ân》（《在〈古兰经〉的荫庇下》）和《Meâlim fi’t-Tarîk》（《路标》）。Kutub的重要性在于，他有力地捍卫了这样一种思想：《古兰经》不仅是供人诵读和阐释的文本，更是重塑人与社会的指引。 《路标》于1964年出版，写于伊斯兰世界经历政治与文化转型的时期。当穆斯林社会面对殖民主义、西化、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观念时，Kutub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穆斯林究竟是在按照《古兰经》确立的原则生活，还是一边保留宗教身份，一边任由其他价值观主导自己的生活？全书的核心思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Kutub认为，伊斯兰并非一种仅以宗教身份存在于现有社会秩序中的信仰，而是一套生活秩序，对人、道德、社会、法律与治理都有自身独特的理解。 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古兰经》所培育的首代穆斯林。Kutub认为，先知Muhammed所培养的圣门弟子群体，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诵读《古兰经》并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或背诵经文。最初的穆斯林将学到的经文落实于生活，使信仰体现在行为和社会关系中。对他们而言，《古兰经》不仅是一本要读的书，更是应当付诸实践的指引。因此，在伊斯兰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首先不是传授宗教知识，而是在信仰、思想和道德上培养人。Kutub主张，当代穆斯林也应重新找回这种认识。因为，了解《古兰经》与按照《古兰经》确立的原则生活，是两回事。人可以诵读经文、履行宗教功修；但如果引导其生活的价值观来自其他来源，信仰与实际生活之间就会出现脱节。 《路标》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蒙昧。Kutub并不将蒙昧仅仅视为伊斯兰出现之前阿拉伯社会的一个历史时期。在他看来，当真主的指引被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而人们将自己创立的价值观奉为绝对权威时，蒙昧便由此产生。因此，蒙昧不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也是一种可能以不同形式延续的思想与生活秩序。Kutub运用这一概念批判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并提出，自称为穆斯林的社会也可能具有蒙昧特征。然而，批评一个社会中的错误做法，与在宗教上对该社会的所有人作出定罪，并不是一回事。Kutub对蒙昧的宽泛定义，在后来引发了不同的解读与争论。 书中第二个重要概念是主权。Kutub认为，信仰真主的独一性，并不只是承认祂是创造者。决定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也必须以真主的指引为依据。他将这一思想与《古兰经》中“裁决权只属于真主”这一表述联系起来（Yûsuf 12/40）。在他看来，人将自身意志绝对化，并在神圣指引之外另立裁决依据，与侍奉真主的本义相矛盾。Kutub认为，将宗教与法律、经济、治理和社会关系完全分离，与伊斯兰的整体性并不相容。不过，以真主的裁决为根本，与将人们以真主之名提出的解释视为不可争议，也不是一回事。《古兰经》是神圣的启示；但人们依据《古兰经》构建的政治和法律模式，属于解释与实践。因此，任何统治者或机构都不能将自身决定直接等同于真主的意志，从而免受批评。《古兰经》关于公正、任职资格与协商的规定（Nisâ 4/58; Şûrâ 42/38）表明，治理同时也是责任与问责的问题。 《路标》着重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先驱群体与社会变革的理念。Kutub认为，重建一个社会，不能仅靠政治权力的更替、新法律的颁布或国家机构的重组来实现。首先需要培养出这样的人：对信仰有清醒的认识，在道德上言行一致，并按照自己认同的原则生活。人不改变，机构就不可能得到持久改善；价值观不改变，治理就不可能得到持久改善；道德不改变，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得到持久改善。Kutub主张，伊斯兰初期的社会转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实现的。《古兰经》所说的“一个群体若不改变自身的内在状态，真主就不会改变他们的处境”（Ra‘d 13/11），提醒人和社会应承担自身的责任。 不过，Kutub的先驱群体理念并不局限于道德教育。这部著作也讨论了针对现有蒙昧秩序的政治斗争、吉哈德和武力使用。这一点，是解释该书后来何以影响不同伊斯兰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运动从教育、宣教与社会更新的角度理解Kutub的思想，而某些激进组织则将他的概念用作自身暴力观念的依据。但从历史角度看，将这些组织的一切行为直接归于Kutub，同样并不准确。评价这部著作时，需要区分作者本人的观点与后来的运动从这些观点中推导出的结论。 Seyyid Kutub在伊斯兰思想中的重要性，鲜明地体现在他重新开启了关于宗教在人类生活中所处位置的讨论。他没有将穆斯林社会面临的问题仅仅归因于外部干预或政治压迫，也追问了穆斯林自身信仰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从这一角度看，这部著作不仅是对现代世界的文明批判，也是一部要求穆斯林正视自身处境的思想文本。以伊斯兰之名发言的人如何对待公正，治理者如何对待公共财产，经济关系中是否顾及公平，穷人与孤儿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法律是否可信，以及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都是这一追问在今天的具体体现。 然而，也有必要以批判性的眼光阅读Kutub的思想。他在伊斯兰与蒙昧之间划出的鲜明界限，虽然为审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提供了有力框架，却可能不足以解释社会生活的复杂结构。一个社会中存在不公，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人都持有同样的思想；同样，一个政权使用宗教话语，也不意味着其一切做法都符合伊斯兰。因此，必须区分宗教原则与人的实践，并以公正为尺度持续开展批评。Seyyid Kutub的观点也并非启示本身，而是他努力理解启示、尝试将其应用于所处时代的问题的成果。 Seyyid Kutub是一位有力捍卫《古兰经》在人与社会生活中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家，他的影响仍在延续，围绕他的争论也未停止。《路标》是一部重要著作，促使穆斯林审视自身处境，要求将宗教知识化为生活实践，并重新思考伊斯兰的社会原则。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给出的答案，也在于它要求读者直面的问题。理解他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不加质疑地接受他的全部观点，而是要结合《古兰经》的整体内容、先知Muhammed的典范、公正与人的责任，来考察他所提出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不只是诵读和捍卫《古兰经》，而是要让它提出的公正、道德与责任原则，体现在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生活中。《路标》是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呼吁穆斯林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İslam Başaran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