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dülaziz TANTİK

各教派具有不同的面向，这使它们能够成为理解宗教的方法，却也凸显出它们未能保有统摄全体的特质。各教派通过特定的方法，揭示了与宗教建立真实联系的可能性。这正是它们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所在。但一种统摄性的方法，必须具备宗教根本原则的性质。它应当超越教派，并在自身的内部运作中为各教派及差异留出空间。这一基本立场，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方法究竟意味着什么。 宗教的根本方法，关键在于承载宗教的统摄性，并据此形成看待问题的视角与进路。过去，人们也曾讨论过宗教根本原则的问题。尽管各教派在原则上存在诸多分歧，许多原则仍被确立为它们的共同原则。为便于理解，我们接下来将其称为统摄性方法：必须突出这种方法能够涵盖全体穆斯林的特质。应当认识到，这种方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就体现出一种涵盖早期圣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时代的进路。在如何看待经文、圣训、事件与事实，以及先知的典范作用等方面，始终存在共同的基础。尽管有种种差异，情况依然如此。这里重要的是，当一种观点被提出时，大家共同认同它源于传述，并且得到了正确的理解。 一种统摄性方法有两个基本依据。其一，它源于“传述”。其二，传述本身确凿，其意义也确凿，也就是说，已达成共识。传述所呈现的特性，在于它超出了人的层面。而传述的确凿性，则以共同认同为依据。也就是说，要看是否明确不存在任何反对它的看法。传述同时承载着意义。因此，还必须确定，这一意义并非多义，而是具有共同的含义；人们对它所包含的意义已经达成共识，其中不含其他不同的面向。伊斯兰应当以这两个根本原则为自身特征。伊斯兰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同时也将保有自身内部的多元特质作为一种基本取向。正如命令、禁令与许可领域的存在：每一位信士都有义务遵行所命之事；在礼拜及每日五次礼拜等根本主命上，也不应有分歧。但在许可领域内，依照个人与其主之间关系的性质，做得多或少，以及如何选择，都留有自由。这一进路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成立。 例如，副功拜：  愿意的人，可以自愿为自己规定礼拜的功修义务，做多少由自己决定。但这并非强制义务，而是为了获得主的喜悦、亲近自己的主而作出的个人选择。因此，并非人人都须对此负责；不过，人人都将这方面或多或少的努力与敬畏相联系，主张以自愿而非强迫的方式去做。譬如，施舍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准则，构成互助的基础。  无论多少，都应有所施予，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不过，天课被规定为主命，施舍则被视为副功。然而，就连一个微笑也被界定为施舍。因此，无论一个人拥有什么，只要将其与他人分享，对他而言便足以算作施舍。在这里，从自己拥有之物中有所施予，是一项基本原则。给得多还是少，则属于个人选择。 由此，一条新的方法原则便显现出来。穆斯林在履行个人功修与责任时，对履行主命格外认真，视之为绝不可放弃之事。但在许可的领域内，为了增强敬畏、承担责任并获得主的喜悦，而给自己增添新的义务，则应以自愿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任何信士都不应受到责备。许多教法问题也是如此。所有信士都有义务遵守基本原则，而在个人成长方面，则可以由个人自行选择。 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之间，也有相似之处。但有一点不同：在涉及社会的问题上，可以存在不同的观点与进路。对此并无异议。然而，当需要作出选择时，多数人的决定就被视为不可或缺。这也是我们在上文所解释的重要原则，因为它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一旦就某事达成共识，它就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裁定。个人的选择虽然可以保留，但人人都应适应新的局面。协商的重要性及其在方法上的价值，也由此显现。也就是说，个人选择约束个人；而在社会选择中，如果不涉及宗教的命令与禁令，就应当优先采纳共同意见与达成共识的看法，将个人选择置于其后。 从这一方法的角度看，在个人成长上，差异应当在责任的框架内交由个人选择，而且绝不应因此受到责备；在社会层面，则必须突出共同决定的约束力。由此，使一项决定成为共同决定的多数意见所具有的约束力，也就显现出来了。 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个细致的区分。首先，以启示为基础形成的视角、方法及实践，必须以传述为依据。在这一点上，个人的看法与人为诠释并无价值。传述只能结合其他传述，并依据有关该传述的传述，才能得到考量。然而，在人类经验介入的各个层面，对于命令与禁令之外的事件和事实，在关乎个人敬畏的许可领域内，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约束的是他自己；而在社会层面，则应优先考虑共同协商与认同。在这里，也有必要指出宗教与诠释之间的深刻断裂。传述不是拿来诠释的，而是需要努力理解的。理解的条件与诠释的条件，在认识论上也不相同。应当认识到，不理解这一基本事实，就很难正确理解伊斯兰的认知过程。而在现代，这类误解日益增多，宗教被归结为一种人类经验，从而丧失其本来面貌。 让我们通过一项裁定来考察这一点：故意杀人的刑罚是死刑。在这一点上不可能存在矛盾！但对于并非故意而导致他人死亡的情形，按照启示的指引，有三种处理方式：宽恕、要求赔偿，以及要求处死……这三种情况的决定权均交由死者家属，这对于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揭示其多元特质的缘由，十分重要。因此，要作出确定的裁定，就必须具备来源确凿与意义确凿这两个条件；这是一项绝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具备这些条件的各项原则及其验证方法，也不能排除这两个基本原则！ 要理解并实践确定性与多元性之间的平衡，就必须将这一基本进路也用于经注与圣训领域的考察。如果一则圣训源自先知，且可经由中间传述者追溯至先知，那是一回事。这对于确认传述的存在很重要。但传述所包含的主题，以及这一主题究竟涉及命令与禁令，还是属于礼仪与教养问题，则会带来其他考察的可能。不过，这样做时，绝不能忽视上述根本方法。 本质特征通过方法得以显现；而方法则通过阐明根本之物，使之得以确立。因此，首先必须让方法具有统摄性，并使其成为维护团结与整体性不可或缺的要素。 把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等量齐观，并不正确！被规定为主命或禁戒的事项，也不应与许可领域内涉及个人选择与责任的事项混为一谈…… 凡是顾及这一基本事实的方法，都会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倡导一种统摄性的进路。 Abdülaziz Tantik Mirat Haber – 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