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Dr. Mete GÜNDOĞAN

基金危机爆发时，我们的建议很明确：清算与追缴应同时启动。在将基金持有的资产变现的同时，也要追查已查明被违法转出基金的资产。为此，应运用第6183号法律赋予的追缴权力。 直到十月底，TMSF才获得其中一部分权限。如今，主管部门应当说明，何时行使了这些权限，行使到了什么程度。 对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不等于款项已经追回。追回款项，也不等于已经向投资者支付。主管部门应定期公布每只基金的四项数据： 查明的损失金额， 已启动追索的债权金额， 实际追回的金额，以及 已向投资者支付的金额。 公布这些数据，就能看出拖延发生在哪个环节，以及哪个机构负有责任。 还应公布经有权机关认定获取暴利的个人和机构的完整名单。国家应当说明，依据什么标准，将哪些收益认定为暴利。 TBMM应为公布姓名、机构名称及相关金额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要求谁退还多少， 其中多少已自愿退还，以及 多少已被追缴，都应分别列明。 不能将暴利认定与已经最终确定的法律责任混为一谈。 如今，市面上流传着许多名字。 如果你们不公布经过核实的信息，反复流传的指控就会逐渐在人们心中被当成事实。 这会损害那些无辜被牵连者的声誉。同时，也会让人怀疑：对于已有具体调查认定的人，是否适用了同样的规则。 所有被查明参与这些操作，或有重大嫌疑参与其中的管理人员，都应由有权机关暂时停职。停职不是惩罚，而是确保调查独立开展、记录得到保全的一项措施。不能仅凭传言将任何人停职；但如果存在重大嫌疑，无论职位如何，也不能对任何人网开一面。 清算和追缴工作，应交给一支未参与此前操作的新团队。 过去从事这些工作，或作出、执行过正在接受审查的决定的管理人员/专家，不应加入负责审查并厘清这些决定及其后果的团队。新团队的权限、责任和工作时间表都应明确。公众应当知道，谁负责哪项工作，取得了什么结果。 每一次拖延，都使新的措施成为必要。而每一项未说明理由的新措施，又会引发新的疑虑。没有任何体系能经受住疑虑和不确定性的侵蚀。 今天，投资者在追问自己的钱去了哪里。明天，选民就会追问，为什么没有及时给出交代。 如果你们不加快追缴，不公布经核实的信息，不把这一过程交给新团队，也不做到公开透明；失去信任就会付出政治代价。 Prof. Dr. Mete Gündoğan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