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危机爆发时,我们的建议很明确:清算与追缴应同时启动。在将基金持有的资产变现的同时,也要追查已查明被违法转出基金的资产。为此,应运用第6183号法律赋予的追缴权力。
直到十月底,TMSF才获得其中一部分权限。如今,主管部门应当说明,何时行使了这些权限,行使到了什么程度。
对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不等于款项已经追回。追回款项,也不等于已经向投资者支付。主管部门应定期公布每只基金的四项数据:
查明的损失金额,
已启动追索的债权金额,
实际追回的金额,以及
已向投资者支付的金额。
公布这些数据,就能看出拖延发生在哪个环节,以及哪个机构负有责任。
还应公布经有权机关认定获取暴利的个人和机构的完整名单。国家应当说明,依据什么标准,将哪些收益认定为暴利。
TBMM应为公布姓名、机构名称及相关金额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要求谁退还多少,
其中多少已自愿退还,以及
多少已被追缴,都应分别列明。
不能将暴利认定与已经最终确定的法律责任混为一谈。
如今,市面上流传着许多名字。
如果你们不公布经过核实的信息,反复流传的指控就会逐渐在人们心中被当成事实。
这会损害那些无辜被牵连者的声誉。同时,也会让人怀疑:对于已有具体调查认定的人,是否适用了同样的规则。
所有被查明参与这些操作,或有重大嫌疑参与其中的管理人员,都应由有权机关暂时停职。停职不是惩罚,而是确保调查独立开展、记录得到保全的一项措施。不能仅凭传言将任何人停职;但如果存在重大嫌疑,无论职位如何,也不能对任何人网开一面。
清算和追缴工作,应交给一支未参与此前操作的新团队。
过去从事这些工作,或作出、执行过正在接受审查的决定的管理人员/专家,不应加入负责审查并厘清这些决定及其后果的团队。新团队的权限、责任和工作时间表都应明确。公众应当知道,谁负责哪项工作,取得了什么结果。
每一次拖延,都使新的措施成为必要。而每一项未说明理由的新措施,又会引发新的疑虑。没有任何体系能经受住疑虑和不确定性的侵蚀。
今天,投资者在追问自己的钱去了哪里。明天,选民就会追问,为什么没有及时给出交代。
如果你们不加快追缴,不公布经核实的信息,不把这一过程交给新团队,也不做到公开透明;失去信任就会付出政治代价。
Prof. Dr. Mete Gündoğ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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