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谚语和惯用语,并不是民族生活中供人怀旧的点缀。它们更不是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日文化遗存,只等我们为了学术研究或完成作业,才到图书馆里翻开书本,有幸与它们相遇。那些仅仅把它们当作曾在民族生活某个时期受到推崇的文化元素来估价的人,实际上是在以最恶劣的方式糟践它们。
事实上,它们是我们最重要的语言财富,指明了民族生活和民族存续的基本坐标。它们从我们自古至今奉为根本的价值观中凝练而来,是经过数百年生活经验验证、令我们确信无误的路标。如今它们遭到冷落,与我们将目光从真理转向别处这一事实,有着直接关系。
在正规教育/学校教育还没有如此全面地管束生活的前现代时期,谚语和惯用语是我们民众最重要的指引之一。拥有如此可靠指南针的民族,纵然在历史进程中历经种种险境,终究也没有偏离方向;而我们民族的主要方向,始终是正义与真理。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我们民族过去的生活中从未发生过令人痛心的事情。然而,恶行始终被视为偏离正道,而偏离正道者,也始终受到谴责和排斥。
我并不是要无缘无故地颂扬我们的谚语和惯用语,长篇大论地诉说自己有多么重视它们。我国时局纷繁,动荡不安。近几年来,几乎没有哪一天,我们醒来时不会看到又一场针对腐败/不道德行为的查处行动。整个国家处处都在拉响警报。几乎各个派别的政治班底,以及媒体、体育等机构中的人员,都已深陷腐败、违规和道德败坏的泥潭。更糟糕的是,那些当初在腐败丑闻同样甚嚣尘上之际获得人民拥戴、接掌国家事务的班底,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竟也跌入了类似的腐败/违规漩涡。
这些班底起步时,虽已在官方话语层面不再强调民族/宗教依据,但其中大多数人及其主要人物的政治经历,以及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的态度和立场,始终让民众抱有一种与民族和宗教依据直接相关的期待。他们一方面欣喜于新的世俗/自由主义话语在公众和全球权力中心面前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也清楚,每次为他们带来广泛民众支持的,正是我上面指出的那个事实。事实上,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我们看到,每逢他们与全球权力中心发生冲突,对旧有依据的强调便会加强。
然而,在冲突时刻强调过去的依据,也就是更加强调民族/宗教依据,是否被用作争取妥协空间的杠杆,我们从未能够确定。至少,我们在冲突与妥协过程中所目睹的一切,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思考。
要为我的话举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说说我国总统Recep Tayyip Erdoğan先生在利息问题上先后采取的不同立场。我们知道,他在2001年起步时曾说过:“利息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也知道,在2018年爆发汇率危机之后,他在利息问题上采取了以“经文明训”为依据的立场,并走到了“利息是因,通胀是果”这一步。然而,我们也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经济管理交给了理念与全球金融资本相契合的班底,并选择继续走高利率的道路。
这些态度变化,是思路混乱的产物,还是与国内及全球权力中心之间冲突、妥协过程的反映?又或者,这是一个“习得性无助”的例子?最好还是把判断留给读者。不过,对那些凡是执政者所为,都要从中寻找“国家理性”的人来说,结论早已确定:发生的一切,都是应当发生的!您也这样认为吗?
我们继续说下去,不要让所举的例子把话题引进死胡同。
如今执掌国家事务的这批人,二十五年前出发时说的是:“政治是取得成果的艺术。” 他们构建了这样一套政治话语:如果捍卫理想总让我们“碰壁”,那我们就不得不诉诸能够取得成果的实际/实用主义路径和方法。也就是说,家里的“碎麦”已经不香了,要想吃上“大米”,就得动身前往“Dimyat”。然而,“基金诈骗案”使腐化再也无法被忽视,也让我们想起了“去Dimyat求大米,却连家中的碎麦也丢了” 这句惯用语。
说到这里,我觉得,如果不道出下面这个事实,就算不上忠于真相:倘若你把“基金诈骗案”揭露出的败坏看作执政班底独有的腐化,或者把围绕市政府和某些政治人物暴露出来的腐败与不道德行为,看作反对派班底特有的糜烂,那就意味着你与真相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此说来,你认为这不过是个换一批政治班底就能解决的表面问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问题很严重。无论我称之为腐化,还是你称之为糜烂,它都已经蔓延到整个民族肌体。遗憾的是,更换班底,除了换一批人继续做错事,不会带来别的结果。Saadet Partisi前主席Mustafa Kamalak先生有一句话,非常贴切地概括了眼前的一切,尽管我一点也不赞同他的政治行事方式。他原本是在另一种语境下说的,但我觉得也十分切合这里的话题,因此想在此引述:眼前这一切,都是反常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正常结果。仅此而已!
无论是执政者、反对派,还是公民社会组织(如果我国确有公民社会的话,我对此并不确定)、宗教团体、苏菲教团等志愿性组织,所有对这个国家、我们民族、自己的家庭和自身的未来与方向怀有忧虑的人,都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反思。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由它的定居方式和谋生方式决定。或者说,这些价值观能否保持生命力,取决于人们生活在怎样的空间,又以何种方式谋生。任何不考虑这一事实的解决办法,都算不上解决办法。
最后,我必须说:在毫无根本价值/原则作为依托而建成的城市里,居住在与自然/土地断绝联系的空间中、靠不劳而获度日的人,不可能以追求真理之心行事。 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哪个政治派系,并没有多大关系。
就此作结!
Şaban Ç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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