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治理规则以伊斯兰为准，伊斯兰认可的就是共和制，而非君主制

根据《古兰经》的阐明，伊斯兰具有废止先前教法的效力。它已经废止了此前降示的各项教法。而且，这些教法本来就没有任何一项具有普世性。它们都是针对特定地区、降示给特定民族的。我们的先知说“我被派遣为面向所有民族的先知”，正是指出了伊斯兰的普世性。 总而言之，唯一具有普世性的宗教，就是降示给我们先知的伊斯兰。还应当知道，除伊斯兰之外，现存的宗教中没有任何一种具有来自真主、源于天启的性质。那些把已遭篡改的宗教称为“天启宗教、亚伯拉罕传统的宗教、神授宗教”的人，既不了解《古兰经》的精神、圣行和伊斯兰的基本典籍，也不懂治学方法，是有问题的人。 《古兰经》并不正面看待有经人，而先知也留下了数十段揭露其内情与品性的圣训。因此，有必要简要了解一下有经人。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未能深入钻研伊斯兰学问、也未学习研究方法的人，以简单直白的字面逻辑，把“有经人”这一概念译入我们的语言。照这种理解，拥有经典的人就是有经人，于是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被归入其中。这种做法把真理与谬误放在同一天平上，将各种宗教及其信徒等同起来，企图把穆斯林与不信道者混为一谈。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做法透着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气息。他们把“犹太教和基督教也是真教”这样的说法灌输给穆斯林的孩子，企图使他们变成异教徒。对穆斯林而言，这就是背叛祖国和民族的罪行。然而，只要从《古兰经》的整体来看这一概念，就会明白有经人指的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整部《古兰经》始终如此使用这个概念，连一个例外都没有。找不到任何一节经文或一段圣训把穆斯林称为有经人。那些不能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人，要么割裂地看待启示，要么受他人引导来理解启示，既不懂语言，也不懂研究方法。 那些想把穆斯林归入有经人类别的人，究竟有没有思考过下面这节经文？ “قُلْ يَا أَهْلَ الْكِتَابِ تَعَالَوْاْ إِلَى كَلَمَةٍ سَوَاء بَيْنَنَا وَبَيْنَكُمْ أَلاَّ نَعْبُدَ إِلاَّ اللّهَ وَلاَ نُشْرِكَ بِهِ شَيْئًا وَلاَ يَتَّخِذَ بَعْضُنَا بَعْضاً أَرْبَابًا مِّن دُونِ اللّهِ فَإِن تَوَلَّوْاْ فَقُولُواْ اشْهَدُواْ بِأَنَّا مُسْلِمُونَ” “你说：‘有经人啊！让我们共同遵循这条由至高的真主为我们与你们所确立的原则：我们只崇拜真主，不赋予真主以外的任何存在以神性，也不在真主之外奉任何人为主！如果他们背弃，你们就说：你们作证吧，我们确已顺服于他。’” 如果把穆斯林也包括在有经人的所指之内，就等于给这节经文强加矛盾，而启示绝无这种矛盾，也绝不容有这种矛盾。 而且，这也等于指控穆斯林以物配主。我们检索了各部《分类圣训集》及全部九大圣训集，发现有经人所指的都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各部补遗圣训集也可以列入这一范围。这里，我们依据圣训典籍，阐述的是亲受启示的先知本人对此的解释。对于那些不在先知的经注面前自作聪明的人，这些知识十分重要。只有Fahreddin Razi（愿真主怜悯他）说过，那些自称穆斯林、却接受《古兰经》的一部分而拒绝另一部分的人，是穆斯林中的有经人；这里指的是叛教者，含义是否定的。有这样一则传述支持Razi的说法：“我的教民中的有经者和以乳为生者将会毁灭。”这段圣训的传述者Ukbe b. Âmir问：“真主的使者啊，有经者是谁？”先知回答：“就是那些学习真主的经典，随后却用它来与信道者争斗的人。” 把那些学习宗教学问却用来反对伊斯兰、为现代性开辟空间、从经文中为意识形态寻求所谓的正当性（！）、让真主的经文相互冲突的人称作“有经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说明。这里的说明也可能指那些通晓《古兰经》、却未能履行知识所要求的责任的人。  我们的先知说“不要向有经人询问任何事情……” 时，想必不是指穆斯林。İbni Abbas（卒于：68/ 687-688）在其整部经注中反复强调，有经人指的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这部经注十分详尽地论述了犹太教徒。早期经注学家、教法创制者Hasan el-Basri（卒于伊历110年）也把有经人解释为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伊玛目Şafi（卒于伊历204年）则通过他们的特征来界定有经人。依照这一解释，他们的特征是：改变真主的律例，否认他，隐瞒真理，毁损降示给他们的启示，并在启示中掺入谎言。...

笼罩执政者、反对派与民众的祸患 贿赂是良知与社会的污秽 贿赂是真主所禁止的 伊斯兰教禁止人们靠收取利息、黑市牟利和制售伪劣产品等手段谋生，同样也禁止通过贿赂获利，将其列为非法之事。 贿赂是侵犯个人与社会权利最明显的形式之一。它损害公共道德、社会信任与社会公正，使个人蒙羞，令社会陷入混乱；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也是酿成后世灾难的重大罪过。 在《黄牛章》第188节中，我们至高的主这样命令： （信仰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彼此以（收取利息、欺诈、黑市牟利、赌博和通奸等）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侵吞财产。（明知自己理亏，）也不要为了以罪恶的手段侵吞个人和社会的部分财产，而拿这些财产去贿赂法官和官员。 为侵占他人权益而行贿 行贿通常是为了将属于个人或社会的某项权益据为己有。收受贿赂的，则是那些能够为这种不义行为提供便利的官员和法官。因此，上述禁止贿赂的经文特别命令人们，不得向法官和官员行贿。 我们的先知告诫人们，一切使个人偏离真理、使败坏之风在社会蔓延的贿赂，都是被禁止的。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行政和司法机构中的贿赂。 愿贿赂者遭受诅咒 我们尊贵的先知说： “愿真主诅咒受贿者、行贿者和从中牵线者。” “愿真主的诅咒降临于那些为使有理者蒙冤而行贿、受贿的人。” “你们务必明白，受贿者和行贿者都在火狱之中。”（Müntehab-ü Kenzü’l-Ummal，2/198-200；et-Tac，3/56） 贿赂的根源是什么？ 在我国以及世界各国，贿赂日益增多。与其说它是经济困境滋生的疾病，不如说它是由信仰与道德危机引发并蔓延的个人和社会疾病。贿赂发展到跨国层面，正是最鲜明的例证。 贫困会侵蚀信仰生活，为社会危机创造条件，助长道德上的疾病；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伊斯兰教也承认这一事实，并为个人与社会制定了旨在解决贫困问题、消除其弊害的法则。 然而，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贿赂更多源于信仰与道德的薄弱，而非物质上的迫不得已，并在追求奢侈消费的欲望中滋长，这是事实。 正因为贿赂及类似道德疾病的根源并不在于物质条件，所以无论是经济水平的提高，还是规定现世惩罚的法律付诸实施，都未能遏止贿赂。 贿赂是信仰与道德的问题 因此，伊斯兰教从信仰与道德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它通过教化信士的思想与心灵，使其具备抵御这种疾病的能力。同时，伊斯兰教法也设有针对贿赂的现世惩罚措施，具体裁量权交由伊斯兰国家的当政者和法官行使。 只要尚未归还受贿所得的财物，就连对这一罪行的忏悔也不被真主接受。为了使人们免犯此罪，我们的先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多次给予警告与劝诫。 复活日，受贿所得将被挂在受贿者的脖颈上 麦地那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负责征收天课的官员也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遇到贿赂。因此，我们的先知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以贿赂等手段侵占“权益”的严重性时，这样说道： “（信仰的人们啊！）复活日，不要让我看到你们中有人以这样的模样来到真主面前：自己侵占的骆驼、马、牛、羊等牲畜被挂在他的脖颈上，各自发出叫声，而他偷走的孩子也挂在他的脖颈上，哭喊不止。 到那时，那个人会说：‘真主的使者啊，救救我！’（他会哀号，）而我将说：‘我无法替你消除真主的惩罚。我早已将这一事实传达给你了。’”（et-Tac，3/54。此处为圣训节述。） *** 后世之日何其可畏！那一天，每个人都会因害怕别人向自己索还权益，而躲避父母、兄弟和配偶。一个相信这伟大日子的信士，却因以贿赂等手段侵占他人权益，在真主面前蒙羞；他怀着求得说情的希望向我们的先知求助，却遭到拒绝，最终堕入火狱受罚——这是何等悲惨而可怕的境地。 贿赂侵犯个人与社会的权利，造成社会不公，因此也为健全的理性所谴责。尤其是在以法律处罚遏制贿赂的社会里，人们常以“礼物”为幌子行贿受贿。 给公务人员送礼就是行贿 显然，换一种形式犯下这一罪过，并不能使它变得合法。 礼物本身原是合法的给养。正如我们尊贵先知的圣训所阐明的，它能够增益给养、增进彼此的情谊、消除怨恨与隔阂，使人亲近。因此，我们信士受到劝勉，应当彼此赠送礼物。 然而，我们的宗教虽然提倡赠礼，却禁止官员、有职权的公务人员和法官收礼。我们的先知在一则圣训中说： “官员收礼是非法的，法官收礼则是不信道的行为（是接近不信道的罪过）。”（M. K. Ummal，2/198） 上述人员只能接受那些在他们任职前就与其互赠礼物者的礼物。因为他们任职后收到的礼物，其目的与贿赂一样，是要在当下或将来利用他们行不义之事，借他们谋取私利。因此，这类行为虽然形式上是送礼，实质上却是贿赂，是被禁止的。 下面这件发生在先知时代的事情，以及先知对此所作的评断，能让我们看得更加明白。 我们的先知任命了一位名叫 İbnü’l-Lutbiyye 的人担任天课征收员。此人办完差事回来后，说：“这些财物是你们的，是缴给国库的天课。这些则是送给我的礼物。”他就这样将部分财物划归自己。于是，我们的先知登上讲坛，在赞颂真主之后说道： “我派出去的征收员怎么了，竟然说：‘这些是交给伊斯兰国家国库的，那些是送给我的礼物。’ 他何不坐在父母家中等着瞧一瞧，看是否还会有人送礼给他？ 我以掌管穆罕默德生命的真主起誓，你们中任何人若从天课财物中（或从国库、市政和宗教基金会等公共财产中暗中）窃取骆驼、牛或羊，复活日必将带着挂在脖颈上的牲畜来到真主面前；骆驼吼叫，牛鸣叫，羊咩叫。”（et-Tac，3/54） 行贿者是否与受贿者一样有罪？ 让我们根据伊斯兰学者的见解，回答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行贿者是否与受贿者一样有罪？”——以此结束本文。 我们的先知不仅诅咒受贿者与行贿者，也诅咒从中牵线的人。因此，一部分伊斯兰学者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行贿与受贿一样，都是罪过。”...

塑造一个国家未来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因为教育是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石。近年来，我国在入学率、教室数量以及教育预算占比等量化指标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教育质量、教学方法和评价考核方面，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显然仍在持续。 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建设社会与文明的努力。当今所需要的教育体系，必须培养出既能从自身文明的根基与价值观中汲取力量，又能接纳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人。不可忽视的是，只重视技术能力和学业成绩、忽视道德与人文价值的体系，会导致个体异化、价值观受到侵蚀。   土耳其的教育体系已经变成一种以淘汰为导向的机制，与其说是在发掘个人潜能，不如说是在让学生准备各阶段的考试。尤其是现行考试制度，将学习与“理解和应用”的过程割裂开来，把知识简化成了在选择题中找出正确选项的能力。我们需要以学生个人成长、项目成果和展示汇报为依据的过程性评价方法，而不是由一场考试决定未来的体制。 考试和作业应当更侧重考查学生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提出原创想法以及迁移运用知识的能力，而非死记硬背的知识。目前实行的高中入学制度（LGS）和高等教育机构入学考试（YKS）等统一考试，引导学生的不是深入思考，而是“死记题型”。可以说，这种竞争性、应试导向的体系不仅削弱了学生的分析思考、综合归纳和原创内容创作能力，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自信心和学习动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教育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机会不平等。家庭收入水平、社会文化资源、学校所处地区以及学校类型的差异，造成了学生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即便是采用相同课程的学校，在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师资质量方面也存在显著鸿沟。MEB、OECD和PISA的数据表明，土耳其各校之间在学业表现和办学条件上的差距已大得令人担忧。例如，从PISA的结果来看，科学高中与职业技术高中之间的成绩差距，数学超过200分，科学超过180分。对于依循相同课程理念开展教学、但在资源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差异的学校，很难谈得上机会平等。事实上，在LGS等统一淘汰机制下，每年都有数十万学生未能进入自己填报的那些被认为是优质的学校。这使学生失去学习动力，并在年纪尚小时便脱离教育。 教师培养机构的课程缺陷、教师准入环节的质量问题，以及教师职业社会声望的下降，也可列为教育危机的表现。教师不是传授知识的“被动角色”，而必须承担“引路人”的职责，滋养学生的好奇心、提出批判性问题，并引导他们的人格发展。否则，教育领域推行的新项目就很难取得成功。 在现行教育体系中，学习并不是消化吸收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现实生活，而成了考试时回忆知识、考后便将其遗忘的机械过程。因此，有必要改变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理念，转向让他们成为善于探究、创造知识和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动主体”的理念。 尽管国际评估指出，我国在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增加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人数方面逐步取得了进展，但在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测评中，表现出色的学生比例仍停留在5%的水平。这远远落后于OECD平均9%的水平。在现行体系中，能够识别测试题正确选项的学生被视为成功者。然而，能够用几句话解释自己所选正确答案的学生少之又少，这也是事实。 根据PISA数据，在“数字世界中的学习”类别中，OECD的平均分为500分，而土耳其以473分略低于这一平均水平。考虑到数字资源在学校之间分配不均，显然这一领域也需要改进。此外，我国的技术教育仍未超越配备设备的层面，信息技术思维、编程和内容创作等活动尚未充分融入课程。 从学校招生条件开始，到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学方法、家校沟通、评价考核和职业技能培养，教育的所有环节都有必要根据时代条件重新调整。如此，学校环境便有望成为一个让公平、诚实、尊重和任人唯贤得到切实践行的安全空间。 近年来实行的4+4+4模式、共12年的义务教育，一方面造成我国农业、畜牧业、学徒岗位和手工艺等方面的人手短缺，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这样一种环境：没有求学意愿、仅因强制要求而上学的学生，妨碍了真正愿意学习的学生。可以说，这一模式也是校园同伴欺凌和其他形式暴力最重要的成因之一。 重新审视教师培养体系，同样是一项重要需求。因为教师是对学校教育成效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因此，教师职业需要实现质的转变。按照实际需求缩减培养教师的教育学院招生名额，并将大学入学成绩要求提高到前10%，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样一来，教师任用过程中屡屡出现的面试舞弊疑云也将得以消除。 土耳其当前的教育问题十分深刻，绝非阶段性调整课程或更改考试名称所能解决。因此，必须将在入学率、教室和教师数量等方面取得的量化成果，转化为质量上的跃升。因为只重视技术能力和学业成绩、忽视道德与人文价值的教育体系，可能导致个人与社会层面的异化，使价值观受到侵蚀。 我国国民教育体系所需要的新教育理念，是一种以理性、良知和创造力为核心的整体性思路：它将过去的深厚积累与未来的需求相结合，既不盲目固守过去，也不疏离自身的价值观。按照这一思路，公平、仁慈、任人唯贤、尊重环境和责任意识等价值，不应仅仅被当作理论课程，而必须成为实际践行的学校文化和品格教育。 关于“整体教育模式”，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整体教育体系应当成为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桥梁。目标不应是将年轻人的潜能束缚在死记硬背的框架之中，而应是培养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使他们能够学习知识、了解不同的选择、提出质疑、创造新事物，并将自己的创造用于造福人类。 当今时代正由数字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信息的快速流动所塑造。面对这一转型，我们不应仅仅充当技术消费者，而应通过提出以人的尊严、环保意识和公平为核心的坚实道德框架，引领这一转型。从死记硬背、文凭导向的体制，转向以人格和能力为中心的模式，不能仅靠修改课程来实现，还必须推动观念、评价考核和学校文化的全面转变。 课程内容不应只是提供现成知识，而应鼓励学生提问、提出假设并开展研究。不应孤立地传授知识，而应采用科学、艺术、哲学与道德相互联系的整体教学方式。 应当摒弃由一场考试决定未来的机械体制，转向以学生整个受教育过程中的成长、项目成果和实际表现为依据的制度。考试和作业应当考查的，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分析思考、解决问题和提出原创想法的能力。 应根据我国的就业需求以及家长和学生的意愿，重新评估近年来实行的4+4+4模式的义务教育年限。尤其应当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学生希望从事学徒、工匠、手工艺、牧羊、农业劳动等职业，而另一些无心学习的学生则妨碍了同班同学正常接受教育。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在缩短年限的义务基础教育结束后，按实际需求确定高中和大学的招生名额，供学生选择。 Hüseyin Yılmaz 教授（博士）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我们所信仰的，是这样一位神：除他之外，别无力量、庇护与权威。他是以慈悯包容宇宙的至仁者，是怜恤信士的至慈者。众天使与有学识者也都见证了他的独一。我们心中只怀着对他的敬畏与爱。他是独一的；他不曾出生，也不曾被生下，没有任何与他同等的存在。一切赞颂与绝对的裁决权都属于他，因为我们最终都将被带回他那里。 被真理封印的心 我们所信仰的神安拉，会封住那些因傲慢而否认真理之人的心，也会封住疏忽之人的耳目。我们的神，只须轻轻一触便能消除种种迷误，使真理坚立。即使是藏在内心最深处、最隐秘的低语，他也无所不知。安拉拥有无穷的裁决权与智慧，若非他意欲，我们便无法生出任何愿望。若非他愿意，即便全世界齐心合力，也没有人能够获得引导。 整个宇宙都臣服于他无尽的威严。安拉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创造了天地，掌管一切事务，使之井然有序、完美无缺。他的权柄无人共享，他为所创造的万物都精密地定下了尺度。创造我们，也创造我们双手所做之事的，正是他。 无边的力量与公正 我们的神，权能不可动摇，惩罚严厉。凡违抗他的人，无论多么强大，他都会使其遭逢恶果。无论在天上还是地上，都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无能为力。为了让人类维护公正，他派遣使者，带去明证、经典与天平。他已写定，自己的事业与使者必将获胜，因为唯有他是胜利者。 一切尊荣与力量都只属于安拉。天地间的一切，无论情愿与否，都已顺服于他的法则。大地上的一切生灵，都被他握着额发，受他掌控。就连群山也服从他的命令，朝夕赞颂他。而那些不响应他召唤的人，即便献出足以填满整个世界的赎金，也无法逃脱他的刑罚。 超越空间的无限亲近 是他让海洋为我们所用，使我们从中受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我们面向何处，安拉的本体都在那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安拉都与我们同在。他依定命创造了宇宙中的万物，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记在一部清晰明了的典籍中。死亡来临时，每个人都将被送回安拉——他们真正的主宰那里；他是清算最迅速的。谁真诚地归顺他，谁就抓住了绝不会断裂的牢固依托。 天地间的一切幽玄都属于安拉。我们的主对人们所做的一切无所不知，他随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以诸乐园奖赏那些信道并行善的人，绝不使任何人受到丝毫不公。唯有他能下令让末日时刻到来。到了那时，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他都会将我们聚集起来。无论我们隐瞒还是袒露内心所想，他都会审问我们。 我们的神既不打盹，也不睡觉。未经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在他面前为人求情。即便大地上所有的树木都化作笔，海洋都化作墨，也写不尽安拉的话语。 尘世的装饰与忍耐的考验 为了考验人，他将大地上的一切化为装饰。他已告知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信了”就不再考验我们，而是要试验我们是否忍耐。这场考验将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当中奋斗的人和忍耐的人被辨认出来。未经他的许可，任何灾祸都不会降临到他的仆人身上。所做的一切，无论大小，都记录在一部清晰明了的典籍中，安拉是这一切的见证者。 他命令我们将受托之物交给适合受托的人，并秉公裁断。众目不能洞察他，他却洞察一切目光。幽玄的钥匙在他手中。大地上哪怕只落下一片叶子，也没有他不知道的。若他决定成就一件事，只须说“有”，那事便立刻成了。感恩也好，忘恩也罢，都是关乎自身的事，因为安拉无所需求。 向当世的宁录们叫板 大地上那些自命为神的存在，哪一个能像我们的神那样无所不能？所有伪神与恶魔的军队，有胆量就来较量！来吧，若你们真有本事，就把被你们拖入这片暴虐泥潭的人类解救出来！篡夺主权的暴君、当代的法老、当世的宁录们……你们究竟有哪一点像我们的主？你们建造的宫殿和建立的制度，甚至撑不过你们自己的一生；而我们的主所创造的，将一直屹立到末日。 最大的幸福：只侍奉他 我们是多么安宁、多么幸福啊……我们承认安拉是唯一的神，以他的律法为生活准则，摆脱那些僭取神权的伪神势力的枷锁……我们是多么有福！因为我们不向虚假的力量低头；我们只向安拉求助，也只崇拜他。 Yakup Döğer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有些著作不仅探讨写作当时的问题，还影响了后世对宗教、社会与文明的理解。Seyyid Kutub的《路标》就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的核心问题是：伊斯兰在人类生活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穆斯林与《古兰经》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于他们的实际生活。Kutub认为，伊斯兰并不只是个人信仰和宗教功修，而是一种完整的生活观，决定着人的思想、道德、社会关系、法律和治理理念。穆斯林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根源于政治和经济因素，也源于人们偏离了《古兰经》对生活的指引。 Seyyid Kutub是谁？Seyyid Kutub于1906年出生于埃及，是作家、教育家和伊斯兰思想家。他早年从事文学和教育工作，后来转向以《古兰经》为中心的思想探索。他与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建立了联系，在Cemal Abdünnasır执政时期长期被关押。他在被控密谋反对当局的案件中受审，随后于1966年被处决。他的主要著作包括《Fî Zılâli’l-Kur’ân》（《在〈古兰经〉的荫庇下》）和《Meâlim fi’t-Tarîk》（《路标》）。Kutub的重要性在于，他有力地捍卫了这样一种思想：《古兰经》不仅是供人诵读和阐释的文本，更是重塑人与社会的指引。 《路标》于1964年出版，写于伊斯兰世界经历政治与文化转型的时期。当穆斯林社会面对殖民主义、西化、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观念时，Kutub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穆斯林究竟是在按照《古兰经》确立的原则生活，还是一边保留宗教身份，一边任由其他价值观主导自己的生活？全书的核心思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Kutub认为，伊斯兰并非一种仅以宗教身份存在于现有社会秩序中的信仰，而是一套生活秩序，对人、道德、社会、法律与治理都有自身独特的理解。 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古兰经》所培育的首代穆斯林。Kutub认为，先知Muhammed所培养的圣门弟子群体，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诵读《古兰经》并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或背诵经文。最初的穆斯林将学到的经文落实于生活，使信仰体现在行为和社会关系中。对他们而言，《古兰经》不仅是一本要读的书，更是应当付诸实践的指引。因此，在伊斯兰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首先不是传授宗教知识，而是在信仰、思想和道德上培养人。Kutub主张，当代穆斯林也应重新找回这种认识。因为，了解《古兰经》与按照《古兰经》确立的原则生活，是两回事。人可以诵读经文、履行宗教功修；但如果引导其生活的价值观来自其他来源，信仰与实际生活之间就会出现脱节。 《路标》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蒙昧。Kutub并不将蒙昧仅仅视为伊斯兰出现之前阿拉伯社会的一个历史时期。在他看来，当真主的指引被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而人们将自己创立的价值观奉为绝对权威时，蒙昧便由此产生。因此，蒙昧不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也是一种可能以不同形式延续的思想与生活秩序。Kutub运用这一概念批判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并提出，自称为穆斯林的社会也可能具有蒙昧特征。然而，批评一个社会中的错误做法，与在宗教上对该社会的所有人作出定罪，并不是一回事。Kutub对蒙昧的宽泛定义，在后来引发了不同的解读与争论。 书中第二个重要概念是主权。Kutub认为，信仰真主的独一性，并不只是承认祂是创造者。决定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也必须以真主的指引为依据。他将这一思想与《古兰经》中“裁决权只属于真主”这一表述联系起来（Yûsuf 12/40）。在他看来，人将自身意志绝对化，并在神圣指引之外另立裁决依据，与侍奉真主的本义相矛盾。Kutub认为，将宗教与法律、经济、治理和社会关系完全分离，与伊斯兰的整体性并不相容。不过，以真主的裁决为根本，与将人们以真主之名提出的解释视为不可争议，也不是一回事。《古兰经》是神圣的启示；但人们依据《古兰经》构建的政治和法律模式，属于解释与实践。因此，任何统治者或机构都不能将自身决定直接等同于真主的意志，从而免受批评。《古兰经》关于公正、任职资格与协商的规定（Nisâ 4/58; Şûrâ 42/38）表明，治理同时也是责任与问责的问题。 《路标》着重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先驱群体与社会变革的理念。Kutub认为，重建一个社会，不能仅靠政治权力的更替、新法律的颁布或国家机构的重组来实现。首先需要培养出这样的人：对信仰有清醒的认识，在道德上言行一致，并按照自己认同的原则生活。人不改变，机构就不可能得到持久改善；价值观不改变，治理就不可能得到持久改善；道德不改变，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得到持久改善。Kutub主张，伊斯兰初期的社会转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实现的。《古兰经》所说的“一个群体若不改变自身的内在状态，真主就不会改变他们的处境”（Ra‘d 13/11），提醒人和社会应承担自身的责任。 不过，Kutub的先驱群体理念并不局限于道德教育。这部著作也讨论了针对现有蒙昧秩序的政治斗争、吉哈德和武力使用。这一点，是解释该书后来何以影响不同伊斯兰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运动从教育、宣教与社会更新的角度理解Kutub的思想，而某些激进组织则将他的概念用作自身暴力观念的依据。但从历史角度看，将这些组织的一切行为直接归于Kutub，同样并不准确。评价这部著作时，需要区分作者本人的观点与后来的运动从这些观点中推导出的结论。 Seyyid Kutub在伊斯兰思想中的重要性，鲜明地体现在他重新开启了关于宗教在人类生活中所处位置的讨论。他没有将穆斯林社会面临的问题仅仅归因于外部干预或政治压迫，也追问了穆斯林自身信仰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从这一角度看，这部著作不仅是对现代世界的文明批判，也是一部要求穆斯林正视自身处境的思想文本。以伊斯兰之名发言的人如何对待公正，治理者如何对待公共财产，经济关系中是否顾及公平，穷人与孤儿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法律是否可信，以及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都是这一追问在今天的具体体现。 然而，也有必要以批判性的眼光阅读Kutub的思想。他在伊斯兰与蒙昧之间划出的鲜明界限，虽然为审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提供了有力框架，却可能不足以解释社会生活的复杂结构。一个社会中存在不公，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人都持有同样的思想；同样，一个政权使用宗教话语，也不意味着其一切做法都符合伊斯兰。因此，必须区分宗教原则与人的实践，并以公正为尺度持续开展批评。Seyyid Kutub的观点也并非启示本身，而是他努力理解启示、尝试将其应用于所处时代的问题的成果。 Seyyid Kutub是一位有力捍卫《古兰经》在人与社会生活中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家，他的影响仍在延续，围绕他的争论也未停止。《路标》是一部重要著作，促使穆斯林审视自身处境，要求将宗教知识化为生活实践，并重新思考伊斯兰的社会原则。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给出的答案，也在于它要求读者直面的问题。理解他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不加质疑地接受他的全部观点，而是要结合《古兰经》的整体内容、先知Muhammed的典范、公正与人的责任，来考察他所提出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不只是诵读和捍卫《古兰经》，而是要让它提出的公正、道德与责任原则，体现在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生活中。《路标》是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呼吁穆斯林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İslam Başaran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İbn Haldun 在《Mukaddime》中论述社会如何兴起、又如何随着时间走向衰败时，提醒人们注意一个重要概念：奢靡。所谓奢靡，就是习惯于极度富足、奢华、安逸而铺张的生活。 在 İbn Haldun 看来，奢靡不只是人们变得贪图安逸，也意味着支撑社会的群体凝聚力，即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及奋斗意志和道德价值的削弱。群体凝聚力是一条纽带，它让一个社会从“我”走向“我们”，让人们能够为共同的事业作出牺牲。这条纽带一旦松弛，留下的便只是人群，而不再是社会。 在艰难条件下奋斗并建立国家的几代人，渐渐被从小享有现成资源、习惯富足生活、贪图安逸的后代所取代。İbn Haldun 以大约三至四代人的更替来解释这一历史循环：建国时付出沉重代价的第一代人，深知所得福祉与成就的珍贵。第二代人亲眼见过上一代的奋斗，因此大体上仍保有这种认识。然而，后来的几代人逐渐远离先辈奋斗的故事与付出的代价，开始把继承而来的资源视为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于是，勤劳、牺牲、知足和团结等价值观念逐渐受到侵蚀，消费欲望、炫耀和奢侈之风却日益蔓延。不断增加的奢侈开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国家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支出，不得不加重民众的税负。经济负担日趋沉重，既削弱了民众维持生计的能力，也加深了社会的不安。最终，社会的团结精神、奋斗意志，以及维系国家存续的防卫能力，都开始受到侵蚀。 简言之，在 İbn Haldun 看来，奢侈是导致文明衰败的一个原因，它会逐渐耗尽曾推动文明兴起的精神力量。 《古兰经》也指出了同样的事实。《夜行章》说，一个社会走向毁灭，是从那些因富足而骄纵的人偏离正道开始的： وَإِذَا أَرَدْنَا أَنْ نُهْلِكَ قَرْيَةً أَمَرْنَا مُتْرَفِيهَا فَفَسَقُوا فِيهَا فَحَقَّ عَلَيْهَا الْقَوْلُ فَدَمَّرْنَاهَا تَدْمِيرًا “当我们欲毁灭一个国度时，（我们命令）那里骄纵的富人，他们便在其中作恶。于是，惩罚的判词便应验于那个国度，我们便将它彻底摧毁。”（夜行章，17/16） 经文中的“mütrefîn”一词，指的正是处于 İbn Haldun 所说的“奢靡”状态之人。也就是说，一位富有洞察力和远见的人在数百年后观察到的现象，是《古兰经》早已告知的一个真理。 我们今天的经历，也让人想起这一判断。曾经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如今已被当作必需品。更大的房子、更贵的汽车、更华丽的衣服……起初觉得“有了就更好”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非有不可”。欲望没有尽头，知足之心却越来越少。人活着，不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追逐欲望。《古兰经》这样描绘这场竞逐： “以多为荣的攀比使你们分心，直到你们走入坟墓（死去）。”（甚至按照某些经注的解释，你们沉迷尘世到了连坟墓中死者的数量也要拿来夸耀的地步。）（竞赛富庶章，102/1-2） 我们的先知（愿真主赐他福安）说： «لَوْ أَنَّ لِابْنِ آدَمَ وَادِيًا مِنْ مَالٍ لَابْتَغَى وَادِيًا ثَانِيًا» “阿丹的子孙即使拥有满满一山谷的财富，也还会想要再有一山谷。”（Buhârî，心灵柔化篇，10；Müslim，天课篇，116） 问题不在于富有，而在于财富奴役了人。对于以合乎教法的方式谋生、履行与所得财富相关的义务、不让钱财占据内心的人来说，富有是一种恩典。然而，当钱财占据内心，开始左右人生方向时，人就不再是财富的主人，而成了财富的奴隶。伊斯兰反对的不是挣钱，而是贪婪；不是享受恩典，而是浪费；不是舒适生活，而是炫耀。我们的主以“你们可以吃，可以喝，但不要浪费。”（高处章，7/31）这句话划定了界限。 我们的生活正逐渐偏离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