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明，人们往往会提及城市化、制度建设、科学、艺术和技术。文化则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信仰、道德和生活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更多地代表人类的物质层面，文化则代表其精神层面。 [1] 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可以比作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文明的差异源于物质进步程度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则源于精神发展水平的不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主要由宗教和道德教育影响下形成的思想与理想构成。因此，宗教在塑造文化、引导文明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Mirza Beşiruddin Mahmud Ahmed 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值得关注。在他看来，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程度并不总是一致。历史上，有些社会虽然在物质上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却未能形成同样深厚的文化。罗马帝国凭借政治和军事力量建立了伟大的文明，但这一文明长期缺乏坚实的道德与思想基础。相较之下，基督教在早期并未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却形成了强大的信仰与道德文化。后来，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对欧洲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犹太教也曾努力将宗教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但这种融合的程度并非始终一致。Mahmud Ahmed 认为，宗教、文化与文明之间最全面、最均衡的融合，体现在《古兰经》之中。 [2]
的确，《古兰经》并不只将人视为承担个人宗教功修义务的存在，也将人视为有责任建设大地、实现正义、创造知识并建立有德社会的行动主体。在这一认识中，文明不只是物质资源的增长，以道德和精神原则引导物质发展同样重要。因为文明能否真正造福人类生活，与人们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方式运用所拥有的资源密切相关。
文明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基础。Will Durant 认为，这些条件包括地质、地理、经济、种族和心理条件，基础则包括经济、政治、道德和思想基础。文化令人联想到农业，文明令人联想到城市，这一点颇有意义，显示了两个概念各自不同的侧面。 [3] Kenneth Boulding 也指出，城市是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他看来，巴比伦的天文学、古希腊人的几何学和阿拉伯人的代数学，预示了未来知识与技术的巨大积累。这些论述表明，文明与人类创造知识、认识自然和改造生活环境的活动密切相关。 [4]
文明是人类创造并发展起来的整体，决定其本质与方向的也是人。不带有人类劳动和思想印记的事物，不可能成为文明的组成部分。当人开始思考、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并在生活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记时，文明也随之出现。因此，在文明形成的诸多因素中，人的因素居首，自然因素次之。人通过认识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利用自然提供的资源并对其加以开发，建立起自己的文明。没有树木的地方不见木制文化产物，没有石材的地方不见石制文化产物，这些都体现了自然与文明的关系。
按照《古兰经》的阐述，月亮、星辰、太阳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供人类利用的。人将运用自己的理智与才能，利用这些资源，建设自己的文明。为了让人能够履行这一职责，安拉赋予人理智、才能和各种资源。人应当运用这一切，一方面建设大地，另一方面认识安拉，履行侍奉安拉的义务，避免违抗他。如此，人便能建设好受托照管的大地，并恰当地享用其中的恩赐。
人将运用理智与智慧对物质进行加工，作出新的发现，研制工具，获得使生活更便利的手段。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人过上更加舒适、安宁的生活。然而，如果人使用所得资源的方式使自己忘记了创造自己的安拉，走向放纵与违抗，那么人也将面对自身行为的后果。 因此，可支配资源的增加并不会免除人的责任；恰恰相反，这些资源被用于何种目的的问题，会变得更加重要。
先知和天启经典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也应在这一框架下理解。先知们不仅向人们传达宗教律例，也引导人们安排生活、进行思考，正确利用赋予他们的资源。因此，如果忽视宗教在文化和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完整地解释人类历史。然而，在那些仅依据考古发现及由此提出的假说来研究文明史的思路中，宗教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探讨。这种思路倾向于仅以人自身的努力和偶然因素来解释人类文化与文明的积累。可是，《古兰经》在将人类历史呈现为应当汲取教训的领域时，也提醒人们注意先知与天启信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人要利用宇宙，首先必须认识并探索它。对于尚未认识、不了解其特性的事物，人无法充分利用其潜能。《古兰经》讲述先知和某些人物的生平事例，也具有引导人朝这一方向思考与研究的作用。《古兰经》不仅将人描述为承担信仰、道德和功修义务的存在，也将人描述为受命建设大地的受托者。因此，它鼓励人认识自然、理解自然的运行，并将赋予人的资源用于造福人类。
《古兰经》中关于让大地与宇宙中的万物为人类所用（役使万物）的阐述， [5] 关于任命人为大地上的代治者的阐述[6] ，以及通过教授先知阿丹万物之名而展现人的求知与学习能力的阐述，都是这一认识的重要体现。 [7] 为先知达伍德软化铁 [8]、铁对人类的益处， [9] Zülkarneyn 用铁和铜筑起坚固的屏障[10]，以及让先知努哈遵照天启造船[11]，也是可以与知识、生产、技术和工程联系起来的事例。这些叙述是《古兰经》文明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构想引导人认识自然，以理智与知识开发自然，并建设大地。
《古兰经》对知识、思考和自然研究的重视，也影响了伊斯兰文明的历史发展。事实上，从8世纪到13世纪，伊斯兰文明在世界科学与思想史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穆斯林将人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没有将宗教学科与自然科学完全割裂，并且利用不同的知识来源，这些做法在这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翻译将被征服地区积累的知识引入阿拉伯语世界，吸收并发展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和化学等领域的知识，都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这些知识积累既有助于理解《古兰经》中有关知识、自然与人的表述，也为新的科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在这样的环境中，涌现了 Fârâbî、İbn Sînâ、İbn Rüşd、Bîrûnî 和 Kindî 等思想家与科学家。以机械研究闻名的 Ebü’l-İz el-Cezerî 也研制了自动门、从井中提水的装置、气动器具和自动控制系统。这些例子表明，伊斯兰文明中的理论知识与应用知识相互促进。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涵盖天体、元素、动物、植物和矿物等事物，以及它们的变化和相互关系。
《古兰经》在广义上使用“知识”这一概念，并未将其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对各门学科的分类、命名与定义，则与人类获取和传授知识的活动有关。这些分类旨在帮助人们学习各门学科，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学科进行分类，与认定各门学科在价值上有高下之分，并不是同一回事。将学科区分为有价值与无价值，是穆斯林在某一时期之后不再那么重视科学和工业的原因之一。这是伊斯兰世界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思想转变的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
Takiyyüddin 在伊斯坦布尔建立的天文台因被认为不祥而遭到拆毁，常被视为这一转变的鲜明事例。Halil İnalcık 也在其著作《土耳其认同、伊斯兰信仰与奥斯曼遗产》 [12]中，探讨了这一思想转变以及天文台被毁一事。从为科学研究开辟道路的观念转向以不祥为由摧毁科学机构的观念，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科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它也说明，对知识、理智和研究的态度会如何影响文明的发展。
总之，伊斯兰世界要重新实现学术、文化与文明的跃进，首先取决于能否正确理解《古兰经》对人与知识的看法。为此，必须重新激发《古兰经》所倡导的研究、思考和创造精神，不在宗教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作价值高下的区分。创造知识、发展技术、开展造福人类的科学研究，不仅是物质进步的手段，也是履行建设大地责任的要求。
过去使伊斯兰文明崛起的，正是这种将人、知识与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认识。今天所需要的，也是重振这一认识，但不是照搬过去的条件，而是重新将其研究、思考和创造的精神付诸实践。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不只取决于铭记自身的历史遗产，更取决于重新理解并延续创造了这一遗产的思想。
[1] Bozkurt Güvenç，《人与文化》，伊斯坦布尔，1979，第3页。
[2] Mirza Beşiruddin Mahmud Ahmed，《〈古兰经〉研究导论》，Şinasî Siber 译，安卡拉，1960，第19-25页。
[3] Will Durant，《文明的基础》，Nejat Muallimoğlu 译，伊斯坦布尔，1978，第15-20页。
[4] K.Boulding，《二十世纪的意义》，Erol Güngör 译，伊斯坦布尔，1980，第11-13页。
[5] 跪伏章 45/13。
[6] 黄牛章 2/30。
[7] 黄牛章 2/31。
[8] 赛伯邑章 34/10。
[9] 铁章 57/25。
[10] 山洞章 18/96。
[11] 呼德章 11/37。
[12] Halil İnalcık，《土耳其认同、伊斯兰信仰与奥斯曼遗产》，伊斯坦布尔，2014，第149-150页。
Celal Kırca 教授、博士
Mirat Haber – YouTube
包括我国在内，实行世俗治理的伊斯兰国家所特有的环境与宣传，使我们有必要向那些信奉伊斯兰、又依赖世俗生活的人澄清一些问题。 需要澄清的问题之一，就是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 根据我们所奉的《古兰经》的阐释，信士作为安拉在大地上的代治者，有义务施行神圣律法，并按照神圣意志建设自己生活的社会。在组建治理机构时，除了遵循公正与任人唯贤的原则，还必须落实“协商”规则。 《仪姆兰的家属章》第159节和《协商章》第38节所规定的协商，是一项框架性原则，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以不同方式实施。 作为值得效法的典范一代，圣门弟子们在选举首位国家元首阿布·伯克尔时，依据他们亲眼见到的先知的实践，运用了这一原则。不过，受当时条件所限，他们只能通过征询那些在社会中自然具有代表地位的领袖人物的意见，来落实这一原则。 将协商作为选举制度来考量 在交通与通信手段日益发达、个人能够亲自履行职责的今天，信士通过能够亲自投票的选举方式，履行落实协商原则的义务，不仅是成熟理性的要求，也是诉诸理性的伊斯兰所要求的。因此，毫无疑问，伊斯兰会认可按照民主方式和多元原则选举执政者，而且不仅会认可，还会将其规定为一项义务。 * * * 我们已经谈到，伊斯兰可以将选举制度规定为一项义务。至于治理中应当施行什么法律，伊斯兰的立场也可以概括如下。 按照伊斯兰的教导，只有安拉有权制定治理人类的根本法律。这些由神圣教法确立的基本法律，已在最后一部神圣启示集——《古兰经》中得到概括。排斥这些法律，反抗造物主对人的主权，就是以人为神，取代造物主。毫无疑问，世间一切不义的根源，都在于这种本身就是极大不义的神化行为，也就是以物配主的行为。 这些基本法律本是为了使人获得自由、免受剥削而设立的。为消除误导性的联想，我们可以将其概括如下。 伊斯兰基本法律概要 “安拉的主权高于一切个人与社会的主权。人类虽有肤色与语言之别，但作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
笼罩执政者、反对派与民众的祸患 贿赂是良知与社会的污秽 贿赂是真主所禁止的 伊斯兰教禁止人们靠收取利息、黑市牟利和制售伪劣产品等手段谋生，同样也禁止通过贿赂获利，将其列为非法之事。 贿赂是侵犯个人与社会权利最明显的形式之一。它损害公共道德、社会信任与社会公正，使个人蒙羞，令社会陷入混乱；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也是酿成后世灾难的重大罪过。 在《黄牛章》第188节中，我们至高的主这样命令： （信仰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彼此以（收取利息、欺诈、黑市牟利、赌博和通奸等）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侵吞财产。（明知自己理亏，）也不要为了以罪恶的手段侵吞个人和社会的部分财产，而拿这些财产去贿赂法官和官员。 为侵占他人权益而行贿 行贿通常是为了将属于个人或社会的某项权益据为己有。收受贿赂的，则是那些能够为这种不义行为提供便利的官员和法官。因此，上述禁止贿赂的经文特别命令人们，不得向法官和官员行贿。 我们的先知告诫人们，一切使个人偏离真理、使败坏之风在社会蔓延的贿赂，都是被禁止的。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行政和司法机构中的贿赂。 愿贿赂者遭受诅咒 我们尊贵的先知说： “愿真主诅咒受贿者、行贿者和从中牵线者。” “愿真主的诅咒降临于那些为使有理者蒙冤而行贿、受贿的人。” “你们务必明白，受贿者和行贿者都在火狱之中。”（Müntehab-ü…
每一份恩典，都应报以感恩。真主赐予我们的每一份美好，都要求我们向祂致谢，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的主说：“如果你们感恩，我必为你们增加我的恩典。”（《易卜拉欣章》，7）祂由此将感恩与恩典的延续联系起来。然而，对穆斯林而言，最大的恩典之一，就是成为我们尊贵的先知 Muhammed（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教民。如此重大的恩典，当然也需要深切的感恩。 《古兰经》这样阐明这份恩典是何等重大：“真主确已厚待信士，从他们中间派遣了一位先知，向他们诵读祂的经文，净化他们，教导他们经典与智慧。”（《仪姆兰的家属章》，164）。这并非寻常的恩惠，而是极大的恩赐。 而且，他从未忘记我们。在后世，当人人都说“nefsî, nefsî”（我自己，我自己）时，说“ümmetî, ümmetî”（我的教民，我的教民）的将是他。我们的主这样描述他：“确有一位出自你们之中的先知来到你们身边，你们遭受苦难令他难过；他十分牵挂你们，对信士充满怜爱与慈悯。”（《忏悔章》，128）。 那么，身为我们尊贵的先知（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教民，应当如何感恩？ 就是认识他、爱他、让人们也爱他，并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行。就是不满足于只在书本中阅读他的圣行，而要将圣行融入生活。就是以他的品德为榜样，在生活中践行他的仁慈、公正、诚实以及待人的善意。“对于你们之中盼望与真主相会、盼望后世之日，并常常记念真主的人，真主的使者确是你们的美好榜样。”（《同盟军章》，21）。 说我们爱他，当然是美好的。但真正的爱，也要求我们追随所爱之人的道路。《古兰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准则：“你说：如果你们爱真主，就跟随我，真主便会爱你们，并宽恕你们的罪过。”（《仪姆兰的家属章》，31）。我们的先知也说过：“你们中任何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母亲、父亲、孩子及所有人，就不算具有（完满意义上的）信仰。”（Buhârî、Müslim）。可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宣称，而是体现在生活中的优先选择。 如果我们爱我们尊贵的先知（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就应当坚守他的品德，在生活中践行他的圣行，将他带来的真理也讲给别人听，并将他的事业视为自己心中牵挂的事。当有人向我们尊敬的母亲 Âişe 问起先知的品德时，她说：“他的品德就是《古兰经》。”（Müslim）。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古兰经》。我们至少也应当有勇气对着这面镜子，看清自己。 今天，我们应当问问自己：身为先知的教民，我们究竟有多了解他？我们有多忠实于他的圣行？在家庭、工作、经商以及与人交往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他的品德？我们敬爱的先知曾说： “我被派遣，只为完善美好的品德。”（Ahmed b.…
本周引发热议的话题之一，是一位家教老师对学生的态度。面对接受一对一辅导的孩子不停地唉声叹气，老师生气了，说自己厌恶这种态度，要提前结束这堂课，只收一半的费用，并把事情经过告诉孩子的母亲。老师的语气十分坚决，态度明确。 我想，这段视频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讨论，是因为两种不同的观念发生了碰撞。一部分人认为老师有道理，是在给孩子立规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果孩子觉得上课无聊，责任就在于老师没能与孩子建立联系，没能让孩子喜欢上这堂课。 在我看来，这场争论就像一个小小的缩影，呈现了我们一路走来的变化。上一代人是在“孩子交给你，尽管严加管教”的观念下长大的。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奉行以严格规矩为基础的管教方式。过去对老师说“您说了算”的父母，如今已被说着“我家孩子说了算”的父母取代。 谈到这件事，我只想对这位老师说：在表达不满、说明自己的底线时，不妨选择更积极的措辞，而不是使用“厌恶”这样的词，让孩子也能从我们身上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同时，对于老师不愿在得不到足够尊重的环境里授课，并明确表达这一决定，我也表示尊重。 从君王式父母到奴仆式父母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儿童教育和管教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二〇〇〇年代以前，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拥有更多话语权。然而，在一些家庭中，这种权威演变成了一种不给孩子留下自由空间、不允许孩子发展独立个性，甚至不顾及孩子本性的教养观念。父母说着“我们说了算”，把教育与严厉管束混为一谈。以至于在家长与学校的关系中，“孩子交给你，尽管严加管教”的观念占据主导，孩子往往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应有的权利。 当年在这种观念下长大的一部分孩子，如今养育自己的孩子时，走向了与自己过去所受压迫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们不愿让孩子伤心，不愿让孩子缺少什么、遭遇困难，希望给孩子一个更自由、更包容的环境。但这一次，我们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切权利都归我家孩子”的观念开始占据上风。孩子做决定、提要求，有时甚至发号施令；父母则竭力满足他们的愿望。正如一位专家所说，如今孩子们享有的君王待遇，就连 Fatih Sultan Mehmet 童年时也未曾享受过。 而且，问题不只是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买什么。父母甚至包办了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喂饭、穿衣、系鞋带、背书包。他们不断介入，只为让孩子过得轻松，却不给孩子承担责任的机会。久而久之，父母不再只是满足孩子需要的人，几乎成了随时为孩子奔忙的仆人。 于是，以享乐为中心的教养观念日益凸显。这种做法把孩子的快乐放在一切之上，认为让孩子免受任何不适与失望，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却可能使孩子难以培养延迟满足和控制冲动的能力。一个人品格的养成，不仅有赖于需求得到满足，也有赖于面对界限、承担责任，并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习惯了不断被取悦的孩子，久而久之，可能会把快乐寄托于外部条件和即时满足。 我们也开始在孩子的社交关系中看到这种教养观念的影响。在我看来，近年来学校里学生之间日益增多的霸凌现象，若只从缺乏关注、缺乏关爱或家庭压迫中寻找原因，是不全面的。在享乐导向的教养方式下长大、习惯了自己的愿望优先、难以接受界限的孩子，同样可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边界。一个习惯了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的孩子，难以容忍朋友的意愿、老师的提醒，或别人为自己设下的界限，并不令人意外。当然，霸凌并非只有一个原因；但我认为，这种新的教养观念也是值得重视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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