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禁止人们靠收取利息、黑市牟利和制售伪劣产品等手段谋生，同样也禁止通过贿赂获利，将其列为非法之事。
贿赂是侵犯个人与社会权利最明显的形式之一。它损害公共道德、社会信任与社会公正，使个人蒙羞，令社会陷入混乱；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也是酿成后世灾难的重大罪过。
在《黄牛章》第188节中，我们至高的主这样命令：
（信仰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彼此以（收取利息、欺诈、黑市牟利、赌博和通奸等）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侵吞财产。（明知自己理亏，）也不要为了以罪恶的手段侵吞个人和社会的部分财产，而拿这些财产去贿赂法官和官员。
行贿通常是为了将属于个人或社会的某项权益据为己有。收受贿赂的，则是那些能够为这种不义行为提供便利的官员和法官。因此，上述禁止贿赂的经文特别命令人们，不得向法官和官员行贿。
我们的先知告诫人们，一切使个人偏离真理、使败坏之风在社会蔓延的贿赂，都是被禁止的。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行政和司法机构中的贿赂。
我们尊贵的先知说：
“愿真主诅咒受贿者、行贿者和从中牵线者。”
“愿真主的诅咒降临于那些为使有理者蒙冤而行贿、受贿的人。”
“你们务必明白，受贿者和行贿者都在火狱之中。”（Müntehab-ü Kenzü’l-Ummal，2/198-200；et-Tac，3/56）
在我国以及世界各国，贿赂日益增多。与其说它是经济困境滋生的疾病，不如说它是由信仰与道德危机引发并蔓延的个人和社会疾病。贿赂发展到跨国层面，正是最鲜明的例证。
贫困会侵蚀信仰生活，为社会危机创造条件，助长道德上的疾病；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伊斯兰教也承认这一事实，并为个人与社会制定了旨在解决贫困问题、消除其弊害的法则。
然而，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贿赂更多源于信仰与道德的薄弱，而非物质上的迫不得已，并在追求奢侈消费的欲望中滋长，这是事实。
正因为贿赂及类似道德疾病的根源并不在于物质条件，所以无论是经济水平的提高，还是规定现世惩罚的法律付诸实施，都未能遏止贿赂。
因此，伊斯兰教从信仰与道德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它通过教化信士的思想与心灵，使其具备抵御这种疾病的能力。同时，伊斯兰教法也设有针对贿赂的现世惩罚措施，具体裁量权交由伊斯兰国家的当政者和法官行使。
只要尚未归还受贿所得的财物，就连对这一罪行的忏悔也不被真主接受。为了使人们免犯此罪，我们的先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多次给予警告与劝诫。
麦地那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负责征收天课的官员也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遇到贿赂。因此，我们的先知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以贿赂等手段侵占“权益”的严重性时，这样说道：
“（信仰的人们啊！）复活日，不要让我看到你们中有人以这样的模样来到真主面前：自己侵占的骆驼、马、牛、羊等牲畜被挂在他的脖颈上，各自发出叫声，而他偷走的孩子也挂在他的脖颈上，哭喊不止。
到那时，那个人会说：‘真主的使者啊，救救我！’（他会哀号，）而我将说：‘我无法替你消除真主的惩罚。我早已将这一事实传达给你了。’”（et-Tac，3/54。此处为圣训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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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之日何其可畏！那一天，每个人都会因害怕别人向自己索还权益，而躲避父母、兄弟和配偶。一个相信这伟大日子的信士，却因以贿赂等手段侵占他人权益，在真主面前蒙羞；他怀着求得说情的希望向我们的先知求助，却遭到拒绝，最终堕入火狱受罚——这是何等悲惨而可怕的境地。
贿赂侵犯个人与社会的权利，造成社会不公，因此也为健全的理性所谴责。尤其是在以法律处罚遏制贿赂的社会里，人们常以“礼物”为幌子行贿受贿。
显然，换一种形式犯下这一罪过，并不能使它变得合法。
礼物本身原是合法的给养。正如我们尊贵先知的圣训所阐明的，它能够增益给养、增进彼此的情谊、消除怨恨与隔阂，使人亲近。因此，我们信士受到劝勉，应当彼此赠送礼物。
然而，我们的宗教虽然提倡赠礼，却禁止官员、有职权的公务人员和法官收礼。我们的先知在一则圣训中说：
“官员收礼是非法的，法官收礼则是不信道的行为（是接近不信道的罪过）。”（M. K. Ummal，2/198）
上述人员只能接受那些在他们任职前就与其互赠礼物者的礼物。因为他们任职后收到的礼物，其目的与贿赂一样，是要在当下或将来利用他们行不义之事，借他们谋取私利。因此，这类行为虽然形式上是送礼，实质上却是贿赂，是被禁止的。
下面这件发生在先知时代的事情，以及先知对此所作的评断，能让我们看得更加明白。
我们的先知任命了一位名叫 İbnü’l-Lutbiyye 的人担任天课征收员。此人办完差事回来后，说：“这些财物是你们的，是缴给国库的天课。这些则是送给我的礼物。”他就这样将部分财物划归自己。于是，我们的先知登上讲坛，在赞颂真主之后说道：
“我派出去的征收员怎么了，竟然说：‘这些是交给伊斯兰国家国库的，那些是送给我的礼物。’
他何不坐在父母家中等着瞧一瞧，看是否还会有人送礼给他？
我以掌管穆罕默德生命的真主起誓，你们中任何人若从天课财物中（或从国库、市政和宗教基金会等公共财产中暗中）窃取骆驼、牛或羊，复活日必将带着挂在脖颈上的牲畜来到真主面前；骆驼吼叫，牛鸣叫，羊咩叫。”（et-Tac，3/54）
让我们根据伊斯兰学者的见解，回答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行贿者是否与受贿者一样有罪？”——以此结束本文。
我们的先知不仅诅咒受贿者与行贿者，也诅咒从中牵线的人。因此，一部分伊斯兰学者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行贿与受贿一样，都是罪过。”
然而，多数伊斯兰学者会根据行贿的原因和目的来评判行贿者。据此，如果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抵御不义与伤害而被迫行贿，那么他在真主那里是无罪的。但若是为了剥夺某项权利、侵占他人权益，或求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行贿，那就是被禁止的，行贿者也会因此受到惩罚。（et-Tac，3/56）
我祈求至高的主，保护我们所有人远离非法之事和可疑之事，最后以我们先知的话作结。他说：
“靠非法所得／贿赂养活的躯体，该受火刑。”（M. K. Ummal，2/200）
Ali Rıza Demir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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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文明，人们往往会提及城市化、制度建设、科学、艺术和技术。文化则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信仰、道德和生活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更多地代表人类的物质层面，文化则代表其精神层面。 [1] 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可以比作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文明的差异源于物质进步程度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则源于精神发展水平的不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主要由宗教和道德教育影响下形成的思想与理想构成。因此，宗教在塑造文化、引导文明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Mirza Beşiruddin Mahmud Ahmed 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值得关注。在他看来，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程度并不总是一致。历史上，有些社会虽然在物质上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却未能形成同样深厚的文化。罗马帝国凭借政治和军事力量建立了伟大的文明，但这一文明长期缺乏坚实的道德与思想基础。相较之下，基督教在早期并未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却形成了强大的信仰与道德文化。后来，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对欧洲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犹太教也曾努力将宗教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但这种融合的程度并非始终一致。Mahmud Ahmed 认为，宗教、文化与文明之间最全面、最均衡的融合，体现在《古兰经》之中。 [2] 的确，《古兰经》并不只将人视为承担个人宗教功修义务的存在，也将人视为有责任建设大地、实现正义、创造知识并建立有德社会的行动主体。在这一认识中，文明不只是物质资源的增长，以道德和精神原则引导物质发展同样重要。因为文明能否真正造福人类生活，与人们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方式运用所拥有的资源密切相关。 文明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基础。Will Durant 认为，这些条件包括地质、地理、经济、种族和心理条件，基础则包括经济、政治、道德和思想基础。文化令人联想到农业，文明令人联想到城市，这一点颇有意义，显示了两个概念各自不同的侧面。…
包括我国在内，实行世俗治理的伊斯兰国家所特有的环境与宣传，使我们有必要向那些信奉伊斯兰、又依赖世俗生活的人澄清一些问题。 需要澄清的问题之一，就是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 根据我们所奉的《古兰经》的阐释，信士作为安拉在大地上的代治者，有义务施行神圣律法，并按照神圣意志建设自己生活的社会。在组建治理机构时，除了遵循公正与任人唯贤的原则，还必须落实“协商”规则。 《仪姆兰的家属章》第159节和《协商章》第38节所规定的协商，是一项框架性原则，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以不同方式实施。 作为值得效法的典范一代，圣门弟子们在选举首位国家元首阿布·伯克尔时，依据他们亲眼见到的先知的实践，运用了这一原则。不过，受当时条件所限，他们只能通过征询那些在社会中自然具有代表地位的领袖人物的意见，来落实这一原则。 将协商作为选举制度来考量 在交通与通信手段日益发达、个人能够亲自履行职责的今天，信士通过能够亲自投票的选举方式，履行落实协商原则的义务，不仅是成熟理性的要求，也是诉诸理性的伊斯兰所要求的。因此，毫无疑问，伊斯兰会认可按照民主方式和多元原则选举执政者，而且不仅会认可，还会将其规定为一项义务。 * * * 我们已经谈到，伊斯兰可以将选举制度规定为一项义务。至于治理中应当施行什么法律，伊斯兰的立场也可以概括如下。 按照伊斯兰的教导，只有安拉有权制定治理人类的根本法律。这些由神圣教法确立的基本法律，已在最后一部神圣启示集——《古兰经》中得到概括。排斥这些法律，反抗造物主对人的主权，就是以人为神，取代造物主。毫无疑问，世间一切不义的根源，都在于这种本身就是极大不义的神化行为，也就是以物配主的行为。 这些基本法律本是为了使人获得自由、免受剥削而设立的。为消除误导性的联想，我们可以将其概括如下。 伊斯兰基本法律概要 “安拉的主权高于一切个人与社会的主权。人类虽有肤色与语言之别，但作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
每一份恩典，都应报以感恩。真主赐予我们的每一份美好，都要求我们向祂致谢，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的主说：“如果你们感恩，我必为你们增加我的恩典。”（《易卜拉欣章》，7）祂由此将感恩与恩典的延续联系起来。然而，对穆斯林而言，最大的恩典之一，就是成为我们尊贵的先知 Muhammed（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教民。如此重大的恩典，当然也需要深切的感恩。 《古兰经》这样阐明这份恩典是何等重大：“真主确已厚待信士，从他们中间派遣了一位先知，向他们诵读祂的经文，净化他们，教导他们经典与智慧。”（《仪姆兰的家属章》，164）。这并非寻常的恩惠，而是极大的恩赐。 而且，他从未忘记我们。在后世，当人人都说“nefsî, nefsî”（我自己，我自己）时，说“ümmetî, ümmetî”（我的教民，我的教民）的将是他。我们的主这样描述他：“确有一位出自你们之中的先知来到你们身边，你们遭受苦难令他难过；他十分牵挂你们，对信士充满怜爱与慈悯。”（《忏悔章》，128）。 那么，身为我们尊贵的先知（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教民，应当如何感恩？ 就是认识他、爱他、让人们也爱他，并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行。就是不满足于只在书本中阅读他的圣行，而要将圣行融入生活。就是以他的品德为榜样，在生活中践行他的仁慈、公正、诚实以及待人的善意。“对于你们之中盼望与真主相会、盼望后世之日，并常常记念真主的人，真主的使者确是你们的美好榜样。”（《同盟军章》，21）。 说我们爱他，当然是美好的。但真正的爱，也要求我们追随所爱之人的道路。《古兰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准则：“你说：如果你们爱真主，就跟随我，真主便会爱你们，并宽恕你们的罪过。”（《仪姆兰的家属章》，31）。我们的先知也说过：“你们中任何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母亲、父亲、孩子及所有人，就不算具有（完满意义上的）信仰。”（Buhârî、Müslim）。可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宣称，而是体现在生活中的优先选择。 如果我们爱我们尊贵的先知（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就应当坚守他的品德，在生活中践行他的圣行，将他带来的真理也讲给别人听，并将他的事业视为自己心中牵挂的事。当有人向我们尊敬的母亲 Âişe 问起先知的品德时，她说：“他的品德就是《古兰经》。”（Müslim）。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古兰经》。我们至少也应当有勇气对着这面镜子，看清自己。 今天，我们应当问问自己：身为先知的教民，我们究竟有多了解他？我们有多忠实于他的圣行？在家庭、工作、经商以及与人交往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他的品德？我们敬爱的先知曾说： “我被派遣，只为完善美好的品德。”（Ahmed b.…
本周引发热议的话题之一，是一位家教老师对学生的态度。面对接受一对一辅导的孩子不停地唉声叹气，老师生气了，说自己厌恶这种态度，要提前结束这堂课，只收一半的费用，并把事情经过告诉孩子的母亲。老师的语气十分坚决，态度明确。 我想，这段视频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讨论，是因为两种不同的观念发生了碰撞。一部分人认为老师有道理，是在给孩子立规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果孩子觉得上课无聊，责任就在于老师没能与孩子建立联系，没能让孩子喜欢上这堂课。 在我看来，这场争论就像一个小小的缩影，呈现了我们一路走来的变化。上一代人是在“孩子交给你，尽管严加管教”的观念下长大的。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奉行以严格规矩为基础的管教方式。过去对老师说“您说了算”的父母，如今已被说着“我家孩子说了算”的父母取代。 谈到这件事，我只想对这位老师说：在表达不满、说明自己的底线时，不妨选择更积极的措辞，而不是使用“厌恶”这样的词，让孩子也能从我们身上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同时，对于老师不愿在得不到足够尊重的环境里授课，并明确表达这一决定，我也表示尊重。 从君王式父母到奴仆式父母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儿童教育和管教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二〇〇〇年代以前，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拥有更多话语权。然而，在一些家庭中，这种权威演变成了一种不给孩子留下自由空间、不允许孩子发展独立个性，甚至不顾及孩子本性的教养观念。父母说着“我们说了算”，把教育与严厉管束混为一谈。以至于在家长与学校的关系中，“孩子交给你，尽管严加管教”的观念占据主导，孩子往往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应有的权利。 当年在这种观念下长大的一部分孩子，如今养育自己的孩子时，走向了与自己过去所受压迫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们不愿让孩子伤心，不愿让孩子缺少什么、遭遇困难，希望给孩子一个更自由、更包容的环境。但这一次，我们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切权利都归我家孩子”的观念开始占据上风。孩子做决定、提要求，有时甚至发号施令；父母则竭力满足他们的愿望。正如一位专家所说，如今孩子们享有的君王待遇，就连 Fatih Sultan Mehmet 童年时也未曾享受过。 而且，问题不只是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买什么。父母甚至包办了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喂饭、穿衣、系鞋带、背书包。他们不断介入，只为让孩子过得轻松，却不给孩子承担责任的机会。久而久之，父母不再只是满足孩子需要的人，几乎成了随时为孩子奔忙的仆人。 于是，以享乐为中心的教养观念日益凸显。这种做法把孩子的快乐放在一切之上，认为让孩子免受任何不适与失望，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却可能使孩子难以培养延迟满足和控制冲动的能力。一个人品格的养成，不仅有赖于需求得到满足，也有赖于面对界限、承担责任，并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习惯了不断被取悦的孩子，久而久之，可能会把快乐寄托于外部条件和即时满足。 我们也开始在孩子的社交关系中看到这种教养观念的影响。在我看来，近年来学校里学生之间日益增多的霸凌现象，若只从缺乏关注、缺乏关爱或家庭压迫中寻找原因，是不全面的。在享乐导向的教养方式下长大、习惯了自己的愿望优先、难以接受界限的孩子，同样可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边界。一个习惯了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的孩子，难以容忍朋友的意愿、老师的提醒，或别人为自己设下的界限，并不令人意外。当然，霸凌并非只有一个原因；但我认为，这种新的教养观念也是值得重视的因素之一。…
ٱدۡعُوا۟ رَبَّكُمۡ تَضَرُّعࣰا وَخُفۡیَةًۚ إِنَّهُۥ لَا یحِبُّ ٱلۡمُعۡتَدِینَ [الأعراف ٥٥] 你们应当由衷恳求，暗自向你们的主祈祷。他确实不喜爱越界的人。 （el-A`râf 7/55） 如今，人们展示自我、获得关注的欲望日益强烈，几乎将生活的每一刻都呈现在他人面前，以求赞赏。这种炫耀的倾向，甚至可能渗入祈祷这一人最私密的心灵庇护之所。然而，A‘râf 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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