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卓越、引领众人的先知

İbn Haldun 在《Mukaddime》中论述社会如何兴起、又如何随着时间走向衰败时，提醒人们注意一个重要概念：奢靡。所谓奢靡，就是习惯于极度富足、奢华、安逸而铺张的生活。 在 İbn Haldun 看来，奢靡不只是人们变得贪图安逸，也意味着支撑社会的群体凝聚力，即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及奋斗意志和道德价值的削弱。群体凝聚力是一条纽带，它让一个社会从“我”走向“我们”，让人们能够为共同的事业作出牺牲。这条纽带一旦松弛，留下的便只是人群，而不再是社会。 在艰难条件下奋斗并建立国家的几代人，渐渐被从小享有现成资源、习惯富足生活、贪图安逸的后代所取代。İbn Haldun 以大约三至四代人的更替来解释这一历史循环：建国时付出沉重代价的第一代人，深知所得福祉与成就的珍贵。第二代人亲眼见过上一代的奋斗，因此大体上仍保有这种认识。然而，后来的几代人逐渐远离先辈奋斗的故事与付出的代价，开始把继承而来的资源视为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于是，勤劳、牺牲、知足和团结等价值观念逐渐受到侵蚀，消费欲望、炫耀和奢侈之风却日益蔓延。不断增加的奢侈开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国家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支出，不得不加重民众的税负。经济负担日趋沉重，既削弱了民众维持生计的能力，也加深了社会的不安。最终，社会的团结精神、奋斗意志，以及维系国家存续的防卫能力，都开始受到侵蚀。 简言之，在 İbn Haldun 看来，奢侈是导致文明衰败的一个原因，它会逐渐耗尽曾推动文明兴起的精神力量。 《古兰经》也指出了同样的事实。《夜行章》说，一个社会走向毁灭，是从那些因富足而骄纵的人偏离正道开始的： وَإِذَا أَرَدْنَا أَنْ نُهْلِكَ قَرْيَةً أَمَرْنَا مُتْرَفِيهَا فَفَسَقُوا فِيهَا فَحَقَّ عَلَيْهَا الْقَوْلُ فَدَمَّرْنَاهَا تَدْمِيرًا “当我们欲毁灭一个国度时，（我们命令）那里骄纵的富人，他们便在其中作恶。于是，惩罚的判词便应验于那个国度，我们便将它彻底摧毁。”（夜行章，17/16） 经文中的“mütrefîn”一词，指的正是处于 İbn Haldun 所说的“奢靡”状态之人。也就是说，一位富有洞察力和远见的人在数百年后观察到的现象，是《古兰经》早已告知的一个真理。 我们今天的经历，也让人想起这一判断。曾经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如今已被当作必需品。更大的房子、更贵的汽车、更华丽的衣服……起初觉得“有了就更好”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非有不可”。欲望没有尽头，知足之心却越来越少。人活着，不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追逐欲望。《古兰经》这样描绘这场竞逐： “以多为荣的攀比使你们分心，直到你们走入坟墓（死去）。”（甚至按照某些经注的解释，你们沉迷尘世到了连坟墓中死者的数量也要拿来夸耀的地步。）（竞赛富庶章，102/1-2） 我们的先知（愿真主赐他福安）说： «لَوْ أَنَّ لِابْنِ آدَمَ وَادِيًا مِنْ مَالٍ لَابْتَغَى وَادِيًا ثَانِيًا» “阿丹的子孙即使拥有满满一山谷的财富，也还会想要再有一山谷。”（Buhârî，心灵柔化篇，10；Müslim，天课篇，116） 问题不在于富有，而在于财富奴役了人。对于以合乎教法的方式谋生、履行与所得财富相关的义务、不让钱财占据内心的人来说，富有是一种恩典。然而，当钱财占据内心，开始左右人生方向时，人就不再是财富的主人，而成了财富的奴隶。伊斯兰反对的不是挣钱，而是贪婪；不是享受恩典，而是浪费；不是舒适生活，而是炫耀。我们的主以“你们可以吃，可以喝，但不要浪费。”（高处章，7/31）这句话划定了界限。 我们的生活正逐渐偏离自己的信仰！...

尊贵的《古兰经》是神圣言辞向人类垂下的最伟大的慈悯之绳，也是人类面对生活的混乱与尘世短暂的欺惑时唯一的向导。它不只是一部讲述古代各族故事的历史文本，更是一部充满活力的引导之书，为每个时代的思想危机、道德衰败与生存之痛提供疗治。然而，谁能从这神圣的言辞中获得怎样的裨益，取决于聆听者内心的立场、意念及其所持的世界观。在这一背景下，《高处章》第52节和第53节从神圣知识的本质，一直谈到人的理智所依赖的接纳或逃避机制，对人的心态作出了震撼人心的剖析。 以知识详加阐明的引导蓝图：信士的归顺 至高的真主在《高处章》第52节中这样说： “我们确已给他们带来一部经典，我们凭知识对它作了（详尽的）阐明，使它成为信众的引导和慈悯。” 这里的“他们”，从最直接的历史背景来看，指的是麦加的以物配主者；从这一召唤的普遍性及其原则来看，则涵盖了所有接受启示传达的群体。但紧接着的“信众的引导和慈悯……”这一强调表明，虽然神圣的知识向所有人敞开，却只有内心归顺的信士才能真正从中获得引导。 经文中的“Fassalnâhü”（详加阐明、区分真伪）一语表明，《古兰经》由充满智慧的详尽阐述构成，其中没有任何偶然之处，并且涵盖了生活的各个领域。真理与虚妄、公正与暴虐、认主独一与以物配主，经过这神圣的筛辨，界限都已清楚划定。“‘Alâ İlmin”（以神圣知识为准绳）这一强调则说明，《古兰经》的判令与指引并非普通人的言辞，也不是某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而是以宇宙创造者的永恒知识为依据。因此，启示具有普遍而绝对的真理价值。 神圣言辞所呈现的浩瀚知识与慈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等体会的。经文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份恩惠的归属：“对于信众……”要让《古兰经》成为引导与慈悯的源泉，聆听者首先必须在内心寻求接纳、真诚与归顺。一颗被傲慢与否认的帷幕遮蔽的心灵／理智，无论多么聪明，都无法沐浴于那慈悯之中。对于信仰者而言，《古兰经》是在尘世风暴／混乱／无序环境与种种意识形态之间可以投奔的最安全港湾，也是最真实可靠的知识源泉。 信士以智慧为本的诠释与滑向负面曲解的以物配主者心态 在伊斯兰语汇中，“诠释”，意为追溯事物的根源、探寻其本质并抵达其真相；在信士手中，它是一种带来光明的智慧工具。信士对于生活中遭遇的考验、神圣言辞的深层含义，乃至自己所见的梦境（如优素福先知的事例），总是怀着善意，以慈悯与智慧为本加以诠释。他不会让对未来的忧虑化为绝望，而是将其转化为对真主慈悯的坚定信念。信士的诠释，不是为私欲的狡计寻找托词，而是为了理解真主的意旨、承担道德责任所作的真诚努力。 与此相对的，则是背弃这份慈悯的否认者和以物配主者的心态。在第52节展现了这包容万有的慈悯之后，主的言辞在第53节陡然转折，揭露了抗拒这一真理者所陷入的那些既可悲可笑、又危险的偏离，也就是“负面曲解”的漩涡。面对《古兰经》以知识详加阐明的指引，他们并不拥抱这份引导，反而凭着自己那魔鬼般的心智进行辩护。相关经文这样说： “难道他们等待的，不正是它的诠释（它所预告的结局成为现实）吗？……” 由于经文对慈悯与引导的强调动摇了否认者的舒适区，以及他们奉邪妄权威为准的观念，他们不肯接受这震撼人心的事实，反而歪曲字句，启动了“负面曲解”的机制。这些为拒绝启示所带来的道德界限、受审意识和后世责任而编造的借口，正是理智受到蒙蔽与企图掩盖真相的具体表现。 一个人在理智上明知复活集结与清算之日没有回程票，却仍甘冒如此攸关命运的风险，躲进种种曲解之中，这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使人陷入如此严重的理智蒙蔽的根本动机，是不愿在自己以财富、产业、地位和私欲筑成的享乐世界中作出任何让步。再加上维护部族荣誉、固守祖先之道和维持传统现状的欲望，人便会为了拒绝普遍真理而歪曲字句。为了压下内心深处对后世的恐惧，他们制造出流水线产品般的借口，将其化为只能带来暂时宽慰的虚假盾牌。 直面结局的时刻与虚假庇护的崩塌 然而，第53节向人们揭示：那些在尘世以这些曲解消磨时光的人，当那必然的结局迫在眉睫时，将会经历何等强烈的醒悟与悔恨： “当它的诠释到来（成为现实）的那一天，以前遗忘它的人会说：‘我们的主的使者确已给我们带来了真理。如今，可有能为我们说情的说情者？或者，我们能被送回（尘世），做些不同于以往所作所为的事吗？’……” 到了复活集结之日，当人们明白起作用的不是曲解，而只有行为与毫无遮掩的真相时，“回去”已不再可能。在尘世被认为可以信赖的偶像、虚假的说情者／魅力领袖、意识形态的庇护，以及编造的借口，到那一天都会将依赖它们的人彻底抛下，消失无踪。 总而言之：逃避真理的永恒亏折 《高处章》从第52节到第53节的转折，为人类描绘了两种不同的心态与两种不同的结局。一边是以智慧与善意诠释神圣言辞、从而获得慈悯的信士；另一边则是以程式化的借口和负面曲解回避真相、最终蒙受亏折的否认者。无论是被埋进历史垃圾堆的法老式心态，还是今天的现代傲慢与意识形态上的迷失，其核心悲剧始终相同：逃避真理，并试图用种种托词掩盖它。然而，这种受私欲驱使的态度，既不能使人在后世得救，也无法改变永恒的真理。 Prof. Dr. Ali Seyyar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笼罩执政者、反对派与民众的祸患 贿赂是良知与社会的污秽 贿赂是真主所禁止的 伊斯兰教禁止人们靠收取利息、黑市牟利和制售伪劣产品等手段谋生，同样也禁止通过贿赂获利，将其列为非法之事。 贿赂是侵犯个人与社会权利最明显的形式之一。它损害公共道德、社会信任与社会公正，使个人蒙羞，令社会陷入混乱；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也是酿成后世灾难的重大罪过。 在《黄牛章》第188节中，我们至高的主这样命令： （信仰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彼此以（收取利息、欺诈、黑市牟利、赌博和通奸等）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侵吞财产。（明知自己理亏，）也不要为了以罪恶的手段侵吞个人和社会的部分财产，而拿这些财产去贿赂法官和官员。 为侵占他人权益而行贿 行贿通常是为了将属于个人或社会的某项权益据为己有。收受贿赂的，则是那些能够为这种不义行为提供便利的官员和法官。因此，上述禁止贿赂的经文特别命令人们，不得向法官和官员行贿。 我们的先知告诫人们，一切使个人偏离真理、使败坏之风在社会蔓延的贿赂，都是被禁止的。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行政和司法机构中的贿赂。 愿贿赂者遭受诅咒 我们尊贵的先知说： “愿真主诅咒受贿者、行贿者和从中牵线者。” “愿真主的诅咒降临于那些为使有理者蒙冤而行贿、受贿的人。” “你们务必明白，受贿者和行贿者都在火狱之中。”（Müntehab-ü Kenzü’l-Ummal，2/198-200；et-Tac，3/56） 贿赂的根源是什么？ 在我国以及世界各国，贿赂日益增多。与其说它是经济困境滋生的疾病，不如说它是由信仰与道德危机引发并蔓延的个人和社会疾病。贿赂发展到跨国层面，正是最鲜明的例证。 贫困会侵蚀信仰生活，为社会危机创造条件，助长道德上的疾病；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伊斯兰教也承认这一事实，并为个人与社会制定了旨在解决贫困问题、消除其弊害的法则。 然而，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贿赂更多源于信仰与道德的薄弱，而非物质上的迫不得已，并在追求奢侈消费的欲望中滋长，这是事实。 正因为贿赂及类似道德疾病的根源并不在于物质条件，所以无论是经济水平的提高，还是规定现世惩罚的法律付诸实施，都未能遏止贿赂。 贿赂是信仰与道德的问题 因此，伊斯兰教从信仰与道德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它通过教化信士的思想与心灵，使其具备抵御这种疾病的能力。同时，伊斯兰教法也设有针对贿赂的现世惩罚措施，具体裁量权交由伊斯兰国家的当政者和法官行使。 只要尚未归还受贿所得的财物，就连对这一罪行的忏悔也不被真主接受。为了使人们免犯此罪，我们的先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多次给予警告与劝诫。 复活日，受贿所得将被挂在受贿者的脖颈上 麦地那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负责征收天课的官员也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遇到贿赂。因此，我们的先知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以贿赂等手段侵占“权益”的严重性时，这样说道： “（信仰的人们啊！）复活日，不要让我看到你们中有人以这样的模样来到真主面前：自己侵占的骆驼、马、牛、羊等牲畜被挂在他的脖颈上，各自发出叫声，而他偷走的孩子也挂在他的脖颈上，哭喊不止。 到那时，那个人会说：‘真主的使者啊，救救我！’（他会哀号，）而我将说：‘我无法替你消除真主的惩罚。我早已将这一事实传达给你了。’”（et-Tac，3/54。此处为圣训节述。） *** 后世之日何其可畏！那一天，每个人都会因害怕别人向自己索还权益，而躲避父母、兄弟和配偶。一个相信这伟大日子的信士，却因以贿赂等手段侵占他人权益，在真主面前蒙羞；他怀着求得说情的希望向我们的先知求助，却遭到拒绝，最终堕入火狱受罚——这是何等悲惨而可怕的境地。 贿赂侵犯个人与社会的权利，造成社会不公，因此也为健全的理性所谴责。尤其是在以法律处罚遏制贿赂的社会里，人们常以“礼物”为幌子行贿受贿。 给公务人员送礼就是行贿 显然，换一种形式犯下这一罪过，并不能使它变得合法。 礼物本身原是合法的给养。正如我们尊贵先知的圣训所阐明的，它能够增益给养、增进彼此的情谊、消除怨恨与隔阂，使人亲近。因此，我们信士受到劝勉，应当彼此赠送礼物。 然而，我们的宗教虽然提倡赠礼，却禁止官员、有职权的公务人员和法官收礼。我们的先知在一则圣训中说： “官员收礼是非法的，法官收礼则是不信道的行为（是接近不信道的罪过）。”（M. K. Ummal，2/198） 上述人员只能接受那些在他们任职前就与其互赠礼物者的礼物。因为他们任职后收到的礼物，其目的与贿赂一样，是要在当下或将来利用他们行不义之事，借他们谋取私利。因此，这类行为虽然形式上是送礼，实质上却是贿赂，是被禁止的。 下面这件发生在先知时代的事情，以及先知对此所作的评断，能让我们看得更加明白。 我们的先知任命了一位名叫 İbnü’l-Lutbiyye 的人担任天课征收员。此人办完差事回来后，说：“这些财物是你们的，是缴给国库的天课。这些则是送给我的礼物。”他就这样将部分财物划归自己。于是，我们的先知登上讲坛，在赞颂真主之后说道： “我派出去的征收员怎么了，竟然说：‘这些是交给伊斯兰国家国库的，那些是送给我的礼物。’ 他何不坐在父母家中等着瞧一瞧，看是否还会有人送礼给他？ 我以掌管穆罕默德生命的真主起誓，你们中任何人若从天课财物中（或从国库、市政和宗教基金会等公共财产中暗中）窃取骆驼、牛或羊，复活日必将带着挂在脖颈上的牲畜来到真主面前；骆驼吼叫，牛鸣叫，羊咩叫。”（et-Tac，3/54） 行贿者是否与受贿者一样有罪？ 让我们根据伊斯兰学者的见解，回答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行贿者是否与受贿者一样有罪？”——以此结束本文。 我们的先知不仅诅咒受贿者与行贿者，也诅咒从中牵线的人。因此，一部分伊斯兰学者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行贿与受贿一样，都是罪过。”...

提升意志力 支配人的是理智，还是情感与激情？不妨结合一句被认为出自 Pascal 的话，来思考这个问题： “人的心智力量越强，激情也越强烈。”  心智强大，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控制情感与激情。这里所说的激情，是指达到成瘾程度的欲望和渴求。理智有时会为欲望和渴求寻找正当理由，有时也会为它们划定界限。理智依靠意志力来驾驭激情与情感。 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运用意志的能力。所谓意志，就是人有意识地作出选择，并按照这些选择引导自身行为的力量。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冲动。但有时，人也会抵挡不住冲动的压力，败下阵来。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做出符合人之尊严的行为，就需要磨炼意志。 磨炼意志，就是为了践行理智认定为正确的行为，培养自己驾驭情感、欲望与激情的能力。这种能力该如何获得？人明知不对，为什么有时还是管不住自己的私欲？意志力是与生俱来的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研究道德哲学的思想家和心理学家。最终，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是：意志力的形成，既受遗传特征的影响，也受教育、环境、习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 个体差异在人生伊始便已显现。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可能因所受的教育而得到发展，也可能逐渐退化。运用意志的能力同样从幼年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在教育和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发展、增强，或始终薄弱。要培养一个有自制力、养成良好习惯的孩子，家庭环境至关重要。孩子会以家中长辈的行为为榜样，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混乱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不良行为，会使孩子的自制力难以充分发展。过分压制的教育，可能妨碍孩子自主作出决定。而对孩子的所有要求都立即满足，也可能使他们难以学会等待和应对失望。 要保持坚强的意志，重要的是养成符合目标和价值观的习惯，能够延迟眼前的享乐，控制自己的冲动。同时，也必须重视身体健康，不忽视睡眠、饮食和运动等身体的基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社交环境以及与我们相处的人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古人说，人的状态会影响他人；情绪和行为会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  Mehmet Dinç 教授认为：“……能够调节情绪、保持头脑清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天赋、技能与能力，都是增强意志所需具备的本领。”调节情绪，不是压抑或无视情绪，而是觉察情绪后选择恰当的行为，让意志与理智协同发挥作用。保持头脑清明，就是不随意用毫无益处的信息填满头脑。 到这里，我试着简要介绍了自己了解到的、如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培养坚强意志的知识。从专业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的出版物有很多。Jules Payot 的《意志的磨炼》，以及 Ethem Bakar 博士的《意志的磨炼》，都在推荐给大学生阅读的书目之列；Cemil Meriç 曾说，自己的治学自律得益于后一本书。阅读 Ethem Bakar 的这本书时，也可以保持批判的眼光。 磨炼意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实现个人目标或让日常生活井然有序。对于一个人能否将自己认定正确的道理落实到行为之中，能否达到道德上的成熟，意志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能够通过训练，让最凶猛的动物学会某些违背其天性的行为，却有时管不住自己内心那个叛逆或野蛮的自我。为什么？因为人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Necip Fazıl 用“层层相套的构造，层层相套的自我”来形容自我的多层结构，而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一提到无意识，我们想到的便是 Freud 和 Jung 所描述的无意识深层。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努力回忆那些恶念、被压抑的欲望、冲动和创伤。人们以为，只要那些被推入无意识、禁锢其中的伤痛浮现到意识层面，一切就会好起来，不安也会消失。即便科学并不完全这样说，这样的看法也已经形成。 那么，要管住内心那个叛逆或野蛮的自我，该怎么做呢？要明白内心那个野蛮的自我为何如此行事，首先就必须加以审问。苏菲修行中所说的自我省察，就是这样一种实践。那么，假设我们理解了自己的情绪，之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就不会再作出同样的行为了吗？当然，那些已经融入性格的行为，并不容易改掉。我们要明白，安拉（Allah）每时每刻都看见祂的仆人，并转向祂，祈求祂帮助我们改善自身的状态。犯错之后，我们要做一件好事，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这样，我们就可以努力管理自己不喜欢的情绪与行为。    遵照“你们当与诚实者为伍”这节经文，与品德高尚的人相处，同他们交谈，听取他们的劝诫，有助于学习道德价值并付诸实践。我们也能从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可以借鉴于当下的范例。例如，Âhi Evran 的教育方法是多么可贵。在不脱离生活、从事一门职业的同时，身处一个互助组织，学习认识和驾驭自我，学习慷慨的品德，这对于个人和社会有多少益处，实在不必一一列举。 我想，也许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需要增强意志了。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诱人沉迷享乐的事物，让人可能难以抵挡。借助信仰与精神力量这道防护屏障，来帮助自己远离各种成瘾行为，也是专家提出的建议之一。 最后，我想说，磨炼意志不仅是为了抵制欲望，也是为了将我们的价值观落实到生活之中；能够掌控自己的私欲，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样有赖于我们的意志力。    Ayşegül Ünal 如需阅读本作者的其他文章，请访问此链接。 Mirat Haber – YouTube  

多年来，土耳其围绕世俗主义的讨论，一直以宗教自由、国家中立和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为中心展开。然而，大多数讨论并没有阐明问题的实质，而是围绕过去遭受的不公或当前的政治选择打转。其实，世俗主义问题并不只是穆斯林能够多么自由地履行宗教功课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治理，法律应以什么为渊源，以及决定人们生活的权力应在什么界限内行使。伊斯兰与世俗国家理念的根本分歧，首先不在于宗教自由，而在于裁断权和治理权的依据。不理解这一分歧，就无法正确评估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与穆斯林之间，以及穆斯林与世俗体制之间存在的问题。 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法律和治理体系不以宗教律例为依据。但在土耳其，世俗主义已超出这一范畴，形成了一种国家仍保有对宗教机构的行政管理权的体制。共和国成立后，宗教在法律和治理中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宗教事务仍通过宗教事务局被纳入国家行政体系。这样一来，国家一方面不承认宗教律例是其法律的渊源，另一方面却继续决定宗教机构如何运作。这里存在一个值得追问的重要矛盾：国家既然不接受由宗教决定自身的法律秩序，为何又要在宗教生活的制度运作中起决定性作用？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根本问题之一，正是宣称对宗教保持中立，却又在同一体制内保留对宗教的行政管理权。 而在伊斯兰的国家理念中，治理权不可脱离真主所启示的律例和公正原则来理解。《古兰经》不仅为人的宗教功课，也为法律、贸易、家庭关系、社会责任和治理观念规定了准则。《优素福章》第40节指出裁断权属于真主，《妇女章》第58节则命令人们将受托之事交给胜任者，并在人与人之间作出公正的裁断。这些原则表明，人拥有治理权，却不能无限制地行使这一权力。世俗国家以宪法和有权机关的决定作为法律效力的依据，伊斯兰则强调，人制定的规则必须受真主律例的约束。这里的差异不在于人能不能制定法律，而在于立法权须受什么更高准则的约束。 这一分歧在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古兰经》禁止利息，而世俗法律可以将有息银行业务规定为合法活动。《古兰经》对遗产分配作出特定规定，而世俗民法则采用不同的分配原则。《古兰经》对家庭、婚姻和离婚作出规定，而世俗国家则依照自身的法律秩序规范这些领域。对穆斯林而言，一项做法在法律上有效，并不意味着它在宗教上也是正确的。不过，以真主的律例为依据，也不意味着任何统治者都可以把自己的解释视为不可质疑。人们需要就治理事务作出决定、建立机构，并为不断变化的需求寻找解决办法。然而，在承认伊斯兰律例具有约束力的观念中，这种权力不能被理解为仅凭政治意志就可宣布真主的明确律例无效的权力。 土耳其穆斯林与世俗主义的关系中，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矛盾。过去曾因头巾禁令、宗教教育以及宗教身份在公共领域的可见性而批评世俗主义的保守派，后来逐渐在同一宪政体制内承担起执政责任。宗教自由的扩大是一项重要成果，但这一发展并未改变世俗国家基本的法律和治理理念。穆斯林做礼拜、封斋、接受宗教教育，或戴着头巾担任公职，都属于宗教自由的范畴。至于国家的法律和经济秩序以什么原则为基础，则是另一回事。享有履行宗教功课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伊斯兰的国家理念已经得到落实。这是土耳其保守派政治未能充分厘清的基本区别之一。 然而，穆斯林的责任并不只是批评世俗体制。他们在捍卫伊斯兰治理理念的同时，也必须在自己的生活和政治选择中遵循同样的原则。一边主张利息是错误的，一边却对不义之财满不在乎；一边谈论公正，一边却对亲近者的不公行为视而不见；或是无法批评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政权所犯的错误，都会造成信仰与行为之间的严重矛盾。《妇女章》第135节命令人们坚持公正，即便这对自己和亲近之人不利。因此，穆斯林的衡量标准不应是政党、领袖或个人利益，而应是真主所启示的原则。一个政府无论多么强调宗教，都不能以宗教理由使任用不称职者、违法、浪费公共资源和不公正变得正当。伊斯兰的国家理念，首先追问的不是统治者的身份，而是治理遵循什么原则。 要正确评估伊斯兰与世俗国家理念之间的分歧，还需要辨明那些看似相同的原则。公正、法律确定性、公共利益和人权保护，也可能是世俗国家奉行的价值。因此，声称世俗主义否定公正，或声称每一个自称以伊斯兰之名治理的国家都会公正，都是不正确的。根本分歧在于，这些原则从何处获得正当性，以及如何在国家法律中得到落实。在伊斯兰的治理理念中，公正、受托责任、任职资格和协商，并不是可以任由统治者取舍的价值。《协商章》第38节强调协商，《筵席章》第8节则强调即便面对仇恨，也不可偏离公正。这些规定表明，国家治理不能听任个人利益和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摆布。 与此同时，主张伊斯兰国家理念的人也有必须回答的问题。国家元首的权力将如何受到限制？谁来监督统治者？如何保护公共资源？如何保障司法独立？不同信仰者的权利将依靠什么保障？倡导《古兰经》的公正与治理原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回答这些问题。《黄牛章》第256节指出宗教上没有强迫，《受考验的妇人章》第8节则命令人们公正对待不同信仰的人。因此，伊斯兰的国家理念不应仅仅表现为一种反对现行体制的思想，而应作为一种阐明公正、权利和治理责任的秩序理念提出。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问题多年来停滞不前，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依据政治身份，而不是基本原则来讨论这一问题。世俗主义的支持者在主张国家对宗教保持中立时，也应质疑国家对宗教机构的行政管理权。主张伊斯兰国家理念的人，则不应止于宣称宗教不仅是履行宗教功课；还应说明在法律、经济、教育和公共行政领域应当实行哪些原则，以及如何实行。因为，一种国家理念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它倡导什么思想，也取决于这些思想如何体现于公正和人们的生活之中。 土耳其世俗主义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国家给予穆斯林多少宗教自由，而在于裁断权和治理权被认为应当受什么准则约束。世俗国家将其法律秩序的效力建立在宪法和人的权力之上，而承认伊斯兰律例具有约束力的穆斯林则主张，人的意志不能独立于真主所启示的原则，也不能不受限制。这一根本分歧不会随着宗教自由的扩大而消失。不过，单是批评世俗主义，也不等于阐明了伊斯兰的国家理念。 真正应当追问的是：穆斯林是在切实理解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分歧所在的基础上提出批评，还是满足于获得的宗教自由，而忽视了更根本的问题？ 因为伊斯兰的治理理念，不只是改变国家的名称或统治者的身份，而是要在法律、经济、公正和公共行政中，以人对真主的责任为根本。对穆斯林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执政者与自己有多亲近，而是其治理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真主所启示的公正与责任原则。 信仰的边界不应由政治权力划定；政治权力的权限，应当依据信仰所确立的公正与责任准则接受审视。 İslam Başaran 作者的其他文章 Mirat Haber – YouTube  

《古兰经》夜行章第4节宣告： وَقَضَيْنَٓا اِلٰى بَن۪ٓي اِسْرَٓاء۪يلَ فِي الْكِتَابِ لَتُفْسِدُنَّ فِي الْاَرْضِ مَرَّتَيْنِ وَلَتَعْلُنَّ عُلُوًّا كَب۪يرًا “我们在经典中启示以色列的后裔：你们必将在大地上两次作乱，必将极其傲慢、自大而越轨。” 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历史，被呈现为一种极其扎实、确凿无疑的叙述；除极少数人外，历史学家也将这套叙述全盘接受。然而，犹太民族的历史，与今天围绕占领巴勒斯坦所作的宣传一样，建立在种种自相矛盾之上。与其沿用已经被接受、甚至近乎被当作信仰的现行历史，不如依据资料、事件以及《古兰经》，勾勒一部与之相符的历史，其纲要如下： 1. 先知易卜拉欣（İbrahim）及其家人，大概在苏美尔时代末期从伊拉克迁出后，传播了伊斯兰思想，即易卜拉欣的信仰理念。他们以及先知穆萨（Musa）的过往，还有《讨拉特》（最初五卷）的降示，都是真实的。 2. 历史上并不存在一种有别于其他闪米特语言、名为希伯来语的独立语言。以色列的后裔来到迦南／巴勒斯坦后，采用了迦南／巴勒斯坦／腓尼基这一共同语言，这些地方的语言几乎相同。 3. 以色列的后裔接受了腓尼基的语言、文化和商业传统；腓尼基是一个遍及整个地中海及其以外地区的庞大海上帝国。他们逐渐放弃了伊斯兰，放弃了先知穆萨（Musa）的教法。考古发掘在他们这一时期的住宅中发现了偶像。 4. 伊拉克的统治终结了腓尼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统治。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ar）将部分反抗的以色列后裔流放到巴比伦，却没有触动仍遵循《讨拉特》的撒马利亚人群体。撒马利亚人至今仍作为一个小社群延续着。 5. 在伊拉克人之后兴起的伊朗人，统治了整个近东、中东、中亚，乃至南亚的部分地区，以色列的后裔也随之获得自由。伊朗没有选择自己使用的古波斯语，而是选择了可视为阿拉伯语一种方言的阿拉米语，作为帝国的共同语言。 6. 欧宰尔（Üzeyir）重新写下了《讨拉特》及附加经卷，这次使用的是帝国共同语言阿拉米语。尽管如此，除撒马利亚人外，巴勒斯坦并未践行伊斯兰，也未遵行《讨拉特》的教法。当时，那里存在对雅威（Yahve）的崇拜，他也被称作锻铁之神德米乌尔戈斯（Demiurge）；偶像更是随处可见。就连国王也在钱币上铸造偶像。安息日和先知穆萨（Musa）的教法再次遭到抛弃。 7. 在受伊朗影响的希腊，随着苏格拉底（Sokrat）、柏拉图（Eflatun）和亚里士多德（Aristo）的出现，一场为认主独一思想奠定基础的思想革命开始了，偶像与古老传统受到质疑；当时伊朗信奉的是祆教，即伊斯兰遭到歪曲后的一种形态。这场思想革命得到了最后迁入该地区的马其顿骑马战士的认可。腓力（Filip）国王计划取代日渐衰落的伊朗，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始对外征服。他死后，其子亚历山大（İskender）继位，钱币上的他被描绘成头生双角的形象，即“双角者”。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Aristo）后来被穆斯林称为“第一导师”，也成为帝国的思想领袖。 8. 征服了当时世界的亚历山大（İskender）与亚里士多德（Aristo），寻求一种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语言，以取代祆教和阿拉米语。为此，在语言方面，他们将极为复杂的希腊语人为简化，创造出一种与即将形成的新宗教相适应的语言，称为通用希腊语，其中“通用”即Koine之意。在宗教方面，他们以耶路撒冷的闪米特一神信仰为基础；亚历山大表示，自己是受到梦中神圣启示的指引来到这里的。虽然以色列研究者Yonatan Adler揭示，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抵达时，巴勒斯坦民众并不信奉这种宗教、遵循先知穆萨（Musa）的教法，但精英阶层和少数教士仍保有穆萨宗教的遗存。双角者与第一导师将这些遗存收集、整理起来。 9. 亚历山大（İskender）与亚里士多德（Aristo）希望建立一个由理性主导、拥有新语言、新宗教、新社会并与安拉相契合的和平世界。为此，他们在当时世界的金融与文化中心埃及，开始兴建新的亚历山大城，以及作为其核心、汇集知识与宗教的世界性大学——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亚历山大城，他们着手依据闪米特各民族、尤其是巴勒斯坦闪米特各民族手中保存的启示片段、铭文和口述传统，以最正确的形式重新汇编《讨拉特》。这部现存最早的《讨拉特》，后来被称为Septuagint，即《七十士译本》，是用这种新发展出来的共同人造语言——通用希腊语写成的。通用希腊语后来成为各部《福音书》所用语言，以及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鲁姆米利特官方希腊语的基础；这种语言在闪米特语言的明显影响下，首次用于《七十士译本》中的《讨拉特》。 10. 几个世纪以来，《七十士译本》中的《讨拉特》，以及用同一语言写成的《宰逋尔》和其他附加经卷，是唯一的圣典。当时没有希伯来语《讨拉特》，没有一种叫作希伯来语的语言，也没有阿拉米语《讨拉特》。马其顿诸国大概也没有鼓励这些事物的发展。对于当时唯一的经典为何是通用希腊语《讨拉特》，很久以后的罗马时代历史学家、犹太拉比约瑟夫斯（Yosefus）声称，从12个支派各选出的6名拉比译者，同时独立完成的译文完全相同；面对如此完美的译本，拉比们认定，手中的希伯来语《讨拉特》原本已不再需要。这当然是极其牵强的解释。亚历山大（İskender）到来时，既没有成熟的拉比制度，也没有足够多精通希腊语、能完成大量翻译的学者，甚至连通用希腊语都还不存在。更何况，那个时期连一部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书、一篇短论、一则铭文，甚至一星半点的文字资料都没有。此外，译文绝不可能完全相同，教士也不会销毁自己宗教的原始启示文本。简言之，这些都是后来编造的说辞，目的是否认双角者的工程产生了第一部成文的《讨拉特》。 11. 由于亚历山大（İskender）去世，完成《七十士译本》中《讨拉特》的任务，落在了他的得力助手托勒密（Batlamyus）身上，后者接管了埃及，也接手了这一工程。无论亚历山大城、作为第一所大学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是通用希腊语这一共同语言以及《七十士译本》中的《讨拉特》，目的都是将世界变成一个信仰统一、语言统一的和平之地。当时的设想是，巴勒斯坦人会轻易接受这套犹太规范和通用希腊语。但由于真正的目标是将其传播到全世界，他们也致力于在非巴勒斯坦的其他民族中推广，包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安纳托利亚人、埃及人、伊朗人、印度人和中亚人。 12. 在又被称为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诸帝国中，人们推动精英阶层和官僚体系接受犹太教、通用希腊语和《七十士译本》中的《讨拉特》，尤其着重于被视为大帝国根基的财政与贸易官僚体系。犹太人应当精通的，不是阿拉米语，也不是一般的希腊语，而是通用希腊语；应当阅读、背诵的，不是《伊利亚特》《奥德赛》或地方史诗，而是《讨拉特》；应当专精的，不是农业和军事，而是国际贸易与金融。这个将为世界带来和平的犹太人群体，既可以有闪米特出身的人，也包括后来才皈依新宗教、与前者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人们设想，这些遍布马其顿世界帝国、走在前列的新犹太人，这些“被拣选的民”，会凭借自身地位，逐渐影响并改变那些依恋自身神祇和偶像、反对苏格拉底（Sokrat）、柏拉图（Eflatun）和亚里士多德（Aristo）的传统蒙昧民众。 13. 尽管帝国的宗教和语言已经确定，但亚历山大（İskender）死后，马其顿国家仍由他的四位军队统帅瓜分为四个地区。这些新国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相互交战，尊重亚历山大的遗产，彼此使用通用希腊语，发展共同的贸易与财政体系，将亚历山大城及其图书馆视为文化中心，也不阻碍犹太教的发展。虽然巴勒斯坦南部归属托勒密王朝，其余地区归属塞琉古王朝，但新意识形态——新犹太教——在四个地区都传播开来，甚至扩展到与它们有贸易关系的西地中海、印度、中国和欧亚大陆北部。这些社群的血统完全源于当地，其最后的遗存甚至延续至今。 14. 双角者亚历山大（İskender）被所有闪米特民族视为先知或圣徒。在叙利亚基督教传统中，他被赋予重要地位；犹太教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淡化其重要性，却仍记载了他与犹太拉比密切合作，以及他受启示来到耶路撒冷的事迹。《古兰经》降示时，阿拉伯人已十分熟悉双角者，因此经文提到他时并未另作介绍。毫无疑问，这些都印证了亚历山大的精神角色，远远超出一名普通马其顿或希腊民族主义军人的范畴。他为复兴犹太教而建立当时最大的城市，在其中着手兴建庞大的学术中心，翻译《讨拉特》，并仅仅为了与之相适应而发展出一种新语言。追随亚里士多德（Aristo）的亚历山大及其亲密伙伴，无疑在传播认主独一的宗教和易卜拉欣的信仰理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15. 然而，作为以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一个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工程，犹太教在马其顿诸帝国中始终局限于金融精英和贸易官僚圈层，并未在原本希望影响的保守多神教社会中传播开来。巴勒斯坦成为例外：当地那些转向多神崇拜的旧犹太人，逐渐接受了通用希腊语《讨拉特》中的先知穆萨（Musa）教法。但处于特权阶层的新犹太人，并不急于分享他们取得的关键地位。这些散布世界各地、原本就有贸易往来的“希腊化时代”新犹太人，来自多个民族；他们加强了彼此建立的联络与互助纽带，形成了“我们与他们”的思维方式。 16. 最能体现新犹太人“我们与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最能表明这种新宗教不会向外传播的，就是里巴，即利息。无论祆教、犹太教，还是后来出现的基督教，在伊斯兰遭到歪曲后的各种形态中，甚至在其他宗教中，利息都是被禁止的，因为它是一种剥削工具。向本群体以外的人收取这种本被禁止的利息，逐渐成为新形成的犹太阶层最强大的武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今已如雪崩般威胁着人类。 17....